24小时第四季里有一集，讲城市被电子炸弹侵袭，恐怖份子占据了某个街区，杰克小强在空荡无援的空间里，和两位素昧平生的阿拉伯兄弟一起架枪守住一座小店，抵御恐怖份子小分队的袭击，这是24小时最精彩绝伦的一幕，在21世纪，城市的某一部分临时性地成为了战场，而它的其他部份，则如常运行。当然结果是一样的，重要的是过程。

开幕式前的鸟巢附近街区，就得杰克的街区一样，空空荡荡，人们乘着计程车，擒着票，无声地穿行，所有通往鸟巢附近街道的小区都已封死，商店停运，办公大楼灯火通明，门口守着白衣人，天顶上是盘旋的直升机，四处是安检人员，默默高效地检视来往人群，不带任何音容笑貌，城市的某个核心机体，如风暴眼一般，呈现出战时的状态，不像城市其他任何一个部分的节庆气氛。

开幕式是瑰丽的，迥异于市场经济的美学，可是同样犯错，肖邦的《即兴幻想曲》时，周遭景致不断翻转，是桃花、荷花、麦子和雪地，但那些翻板不断地卡住、犯错，圆圈里弯腰游动着紧张监视的工作人员，看到哪边卡住了就马上翻过去手动翻，偏有一丛桃树，卡死在那里，历经春夏秋，大雪地里开着。

我忽然想起郭凯有一次写的，说他在奥林匹克公园里，矛盾极了，看到中国现今的景像，一方面可以衷心赞美，另一方面又可以随时有批判的情绪，“这就是中国，可是不是现在的中国”，这心态描摩得多好啊。可以有斩钉截铁的态度，像有人在奥运季节里打了鸡血般地兴奋，另有人则至始至终冷眼旁观，截然的态度是心安理得的根本。可是还是有那么矛盾的一群，夹在时代、文化、体制中间，夹在一堆相互对立的情绪里，夹在山呼海啸的人声里，为无法落纸的情绪所苦，像翻不下去的桃花，不合时宜，像战时的空城，茫然失措。

人其实很容易被边缘化，走快了一步，或者慢了一步，多花了点力气，或者少花了点力气，你忽然就发现不在队伍中了。

比如说使五笔的，掰掰指头看看是哪些人，用电脑比较早的，崇尚先苦后甜，能使小无相功，把王旁青头笺五一倒背如流的，还有追求更快更快更快再快一点的。在那时候，输入法是一种能靠着吃饭的家伙，打字快，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不需要被教知的本能目标，每天的报纸上，都有雄心勃勃的人登新的输入法广告，一时万码奔腾，是一个手指跳舞的时代。但时代变了，电脑也变了，打字打得再快，也不够你养家糊口，安居乐业，出人投地，只能退回日常工具的本来样貌，不可避免地走向人性、体验、智能，五笔的立身之锥，给抽掉了。于是，使五笔的人，像玩胶片的、听周璇的、吃麦丽素的一样，变成了古董货，给挤在一旁了。

边缘化很容易被误解成贵族化、个性化，不，不一样，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被动的，贵族可以把边缘玩成品味，穷人就只能吞下高成本的苦果。被边缘化的东西，明明不是贵族产品，一变两变就高昂无比。例如使笔记本的，只有用IBM才能保证维护成本不高，掉个什么、坏个什么都好配，使第二位的，HP、DELL就略差，东芝、宏基之类的就等着被斩吧。又像用五笔，虽然照样手感一流，可是和那些时新的拼音输入法相比，没有扩展功能，永远只有你适应它，不会它适应你，是孤零零的岛。

我有时偷想一下，五笔也该智能ABC化了吧，可是真是渺茫，别提什么富余经济学，什么长尾理论了，好像你缺什么就会有什么东西送到你手上来似的，根本不是，在茫茫大北京，连南方的肉汤团都买不到，哪有谁来关心利基市场呢？就现在来说，满足自己的最好办法还是阉割需求，梦想有多远，割得就越痛，真的。

所以搜狐五笔出来，该弹冠而庆，因为这好像预示着五笔给拉回主流，走回网络了，在此之前，极点五笔给了一个很好的过渡，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马上拆掉了，厂商如果永远只在边缘上面走，只能满足边缘人的需求，那它就只有三种结果，为少数有钱人服务，死去，要就像崔健译的那样，死去以后重头再来。

附记：这篇博客不是软文，不是广告，可是写好一读怎么这么像呢？笔力不继，不改了。

你刚在窃喜，这一种风格已经给推到极致，画布已经画满，阵形已成，别人再怎么续，也就是再抹几层墨，插几个兵卒而已，可是忽然就出来这么一种东西，和你设好的框框完全不搭界，它另外铺了一块画布出来，把你设定的标准、路径、模式，推得一干二净。随意摆个仪态，便如顺水而流，最是平淡不过，却尽是圆熟后的自由。你会忽然很惊恐，关起门来养了那么久，天天锦衣玉食惯着，只盼能让孩子忘记生母，可终究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要有根在那儿，那孩子终究要洗得干干净净回家的。衣裳再没那许多珠玉环佩，粗粮馒头也端上来，生母一边一把搂在亮光里，细看长高了几许，哪边消瘦了，可有缺胳膊少腿，一边还要一分一厘计算将来的日子，账本划得紧密细致，可也就这才像居家过日子的样子。看那母子叙叨在一起，全是天性使然，中间不隔着热情过度的生份，你才知道，原来现代、主流、文明，都不曾因为锣鼓敲得满天响而有分钟停摆。

折腾了半天，那么多歌舞升平，原来只是自成体系的史前世界。孩子既然已经出门，那他就只会长大，不会回头了。

奥运期间，漫长的圣斗士终于跑完终程（如果不算注定变成烂尾楼的天界篇），回想起来，圣斗士教会我们以下这些事：

1.星座学的知识

2.希腊神话知识

3.使命感

4.儿童时向同学复述故事、交换书籍和玩具的能力；青年时忍受残缺美的能力；老了以后的下载能力；全时段与同好者之间的社交能力

5.预测故事剧情的能力

6.鄙视男一号的能力，漠视女一号的能力

7.赤手空拳打架，在打架前报出自己的出招意图，被打倒后的意淫能力

8.和家长/老师/玩具摊老板计价还价的能力

9.穿衣时尚学萌芽

10.和时间作长达18年的大赛跑，以及跑输后返老还童的能力

我忽然决定去三里屯看开幕式，因为有工体，有苹果店，通宵的地铁第一次让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在这些地方呆上一段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去三里屯。关于这个地方，我之前的映象并不好。几年前曾经出过一张专辑，叫男孩女孩还是什么的，收录过三里屯的一些酒吧音乐，有点粗糙，不喜欢，我到北京的时候，又盛传后海打败了三里屯，获得了新的酒吧中心的地位，可是后海也是那样的粗陋而没有细节，被他打败了的三里屯又能怎样呢？但是我昨天很惊讶，过往我见过的北京的商业地带，总是在潮流感上刻意地往回收一下，以求和古都氛围相契，和上海甚至国外大都市拉开一些距离，这其实是有一种傲气在里面的，但是新三里屯是完全外放的，设计师把能给的时尚感倾盘而出，连盘的时尚商业中心配上不怎么宽，大树参天的马路、再加上穿梭其间的小径、错落的酒吧，还有一拨拨连绵涌来的中外时尚达人，新的三里屯毫无疑问是现在北京最潮的地方。

这个地方如此地有设计感，以至于我对那个苹果店有小小的失望。无非就是商品的罗列，苹果的产品线并不丰富，因此不断地重复一些早已暴光无数次的产品，没有太大的惊喜。在我的想象中，苹果店应该主打一些罕见的周边产品，比如说Wadia的ipod转盘，但是没有，空间的不断重复让我觉得有点无聊，不如上海的BESTBUY。

我在苹果店的门外意外地找到了一块大屏幕，阿迪搞的小广场，广场里站满了人，派对的感觉，这比工体那边好了很多，我后来路过工体，在场馆外沿顶高顶高的地方树了一块不怎么大的屏幕，虽然屏幕在转播，可是大门紧闭，所有的人都静静地从大门到马路的小小空间里看，没有什么欢呼叫嚷，过于安静，国有和私营，总是有不同的着眼点。就靠在正对大屏幕的阿迪店的橱窗前，旁边挤满了异国语言，我的旁边，是一位专程从芝加哥赶来看奥运的黑人老太太，带着儿子，带着姐姐，手里没有门票，但是兴奋不已。老太太看到胡哥出来，激动地鼓掌，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她说别人鼓掌她就鼓掌，管他是谁呢。开幕式开始不久，老太太很快就进入了状态，钻到前面人群中去了。在我前面的另一边，一大群老外占了一小块地盘，坐着，躺着，喝着啤酒，自己闹着，并不太在意大屏幕上放着什么，只是时不时地从自己的小情绪里抽离出来，用中文嚷几句，“一、二、三，中国加油。”中国人呢？屏幕上的任何一个变化，任何一个创意，都换来猛烈的鼓掌、惊叫、拍照、拥抱、接吻。

在这种氛围下，我也很快地亢奋起来，坐在电视机前，远在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人可能习惯性地用批判的目光指责这场开幕式，但我想，有的时候人应该收束起自己的智力，感受一些比较纯粹的东西。我不停地给老太太说，这是计时用的，这是北京的中轴线，他们在说孔夫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好几次，我非常感动。我认为整体而言，开幕式的设计非常好，张艺谋越来越擅长从中国文化中抽取一些符号化的东西，他的东西很适合展示，适合俯瞰众生，适合文化创意产业，未来的老谋子，会越来越富。但是有几个问题：

第一，他似乎不太擅长控制情绪，那么长的一段表演，不能老是让情绪在尖端上走，应该有的时候收一收、抑一抑，这个问题在张艺谋的电影里也很突出，像农村里的人家里来客人了，一下子要把所有的东西端出来，不能让客人闲着，可是老这样走，一会儿就累了，所以后半段的时候，再花样翻新，也不太能调动情绪；

第二，从世界上来看，中国是站在暗处的，所以我们能够以展示会、表彰会的形式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越来越走向世界，中国不能老是向世界展示四大发明、中国功夫，新的更有内涵的中国元素是什么？在外国人逐步了解中国之后，能不能从这些物化的形式化的元素中抽离出来，更多地表现一些软性的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中国人除了摆出热热闹闹的喜庆样来之外，能不能真正让人感到敬重，这是一个问题；

第三，摄像确实有问题，像韩寒说的，远、中、近景的搭配不能恰到好处，这个对比一下美国的一些大型的综艺节目，比如美国偶像、舞林争霸，就很清楚。这当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张艺谋是摄影出身的，作为总导演，应该要顾及摄影的部分，或者说这是不是张艺谋或者这个中国顶尖的团队的另一个软肋？创意产业其实是很综合的产业，有一个环节掉链子，就会让人看得很难受。

看完表演，我起身离开，没有看完运动员入场，也没有看点火，我想说运动员入场中最动人的不是那些大国，而是三三两两拖拉着在异国人的海洋里前行的小国代表团，这些国家在虚应的欢迎声中傲然走完属于他们的部分，非常令人尊敬，很奇怪，那些三两成行的队伍里，总有一两个长得像中国人的。走的时候，新三里屯的专卖店们都还灯火通明，有人值守，虽然必然没有人，厕所里还有清洁员隔着山呼海啸的笑嚷声默默地打扫，今夜，这些店、这些人，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走出三里屯，走在空空荡荡的北京街道，只有公交车仍然在行驶，一辆辆划过简单的灯线，路上只三俩行人，匆匆而行，东四十条的地下通道里，三五个志愿者哑然地守在一起，另一侧，一位值班人员坐在小凳子上，弯腰瞪视摆放在地上正在直播的收音机，整个通道尽是车行的回声，多么清闲寂寥，这就是奥运开始的第一天，一个重心飘移的多面北京。

我对索尔尼仁琴知之甚少。

在他的照片忽然出现在各大外电头版之前，我约略知道一些他的经历，下过《古拉格群岛》的电子版，但是很抱歉，在我草草在电脑上拖拉了几次之后，我就完全丧失了在我的年青岁月里读完这本书的信心，被我同样如此粗暴对待过的大家，还有他的同胞托尔斯泰，还有君特格拉斯，还有尤利西斯。死亡让我愿意重新翻回他的书。

我们大概给投没在供大于求的湖里，即便是好的作品，也不见得能和那块小小的需求之石相匹配。因此，我们只能依赖于种种类似搜索引擎的机制，例如报章推介、例如口碑、例如形形色色的销售榜、推荐书单，自动把最可能需要的作品推送到面前。这台巨大的搜索机器终日运转，一方面尽可能地知我们所需，另一方面也在日复一日地寻求削减成本之道。在常日里，这台机器总是最省事地把新出产的作品推送给我们，撇除存量，直达增量，依赖于这台机器的我们，也就常常只是瞥一眼黑沉的湖水，翻手径取上升的水面。因此，我们的视线总被新的一层浪沙所遮掩，而且一再患上健忘的毛病，因而，再沉沦的时代，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家中，总不乏当代作家的身影。

但总有一些作家，是为这台经济型搜索引擎所不待见的，大部分“经典”，没有了当代人目光的翻炒，大概也就意味着植物人一般地等待死亡，要重新植入世人的视野，让经典走出病房，唯有一死。死亡，是尚存活着的榜单之下的作家对经济型搜索引擎的抗议，是最终极的自我推荐机制。死亡不仅仅是一种搜索引擎优化，它本身就是一种搜索引擎，也是一种最纯粹的语义搜索，只有死亡能让你不费成本地了解这个人，轻而易举地在大大小小的回顾展上得到这个人的作品，与山海般涌来的评论同悲同喜。死亡不像豆瓣评论般地周而复始永远运转，这种推荐机制往而不复，一个人一辈子仅此一次，比对阿拉丁神灯许的愿还少，如殷梨亭的天地同寿般充满悲壮。

死亡的搜索引擎，每天不断地排定新的PAGERANK，无边逝者如流水一般地轮转过去。说来奇怪，我觉得很多被盖棺论定了的作家都生死不明，很多人今天给搜索引擎顶在了头页，明天就被淡忘了。好多人，看了新闻，大叫一声，原来他还活着，这样的人，连做竞价排名也帮不上忙了。

我常常沉醉于推理小说之中。这种独特的体裁，肇始于多才的爱伦坡，在这位先生名下，还有科幻小说、恐怖小说等多种文体创始人的荣称。后列的这些文体，都远不如推理小说，留下了一种令人沉醉的传统。爱伦坡的第一部推理小说，写于1841年，那个幽暗的美国，和刚刚进入历史三峡的苦痛轮转的中国并立于世。

爱伦坡的伟大，是把智力变成一种文学模式，推理小说因而从一开始就为文学遗下了两个传统，智力的传统和模式的传统，后来人依照对文学的不同理解，单独地把这两种传统发扬光大，所以我们既有狄更斯、博尔赫斯、帕慕克，也有柯南道尔、松本清张，这两种传统有时背向而行，血脉模糊，但只要你把视线放回到爱伦坡身上，你就能依稀理出一些脉络来。

最典型的推理小说，有这样的情节，在一个小镇（庄园）里，一群各怀私心的人士（宾客），在这其中，有最坏的一位，与所有的其他人，除了侦探（有时甚至还包括侦探），有不解的恩怨，他是众矢之地，必将在一场聚会的高潮之中骤然死去，于是所有人都陷入被嫌疑的局势之中，一切都有待抽丝破茧、拨乱反正。

典型的推理小说，摒弃一切凡俗的情感套路，凡是有可能引入煽情的线索，旁边一定站着面带嘲弄静立一旁的作者。所以侦探小说是一种很少代入感的文体。大凡常人读通俗小说，必要爱上一个人、恨上一个人，才不负花那么多时间啃掉一本书的代价，而推理小说很少让人爱上谁，读者读推理小说的时候，一句话都不相信，一个人都不信赖，书中无论哪个人的表现，无论多少，总会引起读者虚应故事的怀疑，这里面包括故弄玄虚的侦探。但推理小说也不容易让人恨上谁，最坏的那一个，早早死了，剩下的人，也都给架空在故事里，是徒具名字的符号，难以让人产生情感的波动。优秀的推理小说作家，索性给侦探也加上令人讨厌的性格，反正作多少努力也不会让你爱上他，不如有些棱角，让你记住他。

推理小说的结尾，要有一场群英会，侦探把所有的人聚在一起，一个一个敲击拍打，直到指出真正的凶手。这个过程一波三折，侦探先要把每个人缕一遍，让每个人气血浮动，然后忽然指出真正的凶手，告诉读者凶手的作案方法，但这并不是终结，凶手往往此时要求侦探说出动机，到最后，凶手还会要求证据，这是很奇怪的，侦探不先拿出证据来，非要凶手逼要之下才得意洋洋地拿出来，这是小说的程式，要设几个槛，在最后关头多打几个浪。

最动人的评价推理小说的段落，来自博尔赫斯，百读不厌：

我们的文学在趋向混乱，在趋向写自由体的散文。我们的文学在趋向取消人物，取消情节，一切都变得含糊不清。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仍然默默地保持着经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因为找不到一篇侦探小说是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我要说，应当捍卫本不需要捍卫的侦探小说（它已受到了某种冷落），因为这一文学体裁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　　　　　　　　　　　　　　　——博尔赫斯《侦探小说》，1978

我常常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人愿意为秩序买单的时代，无论是谁，陈凯歌、张艺谋、吴宇森、徐克，倘若他们拍一部电影，仅仅只是一种类型片，倘若没有动人的情节，就会被买票的观众臭骂一通，创新正夹裹着民意让所有的人疲惫不堪，千篇一律变成了一种最终极的审判词，谁还能来拯救推理小说般的纯粹呢？

我想预约我的窗帘

在破晓之时自动合上

让我享受

夜晚的凉风

不必恐惧

启明的酷热

但倘若那只是一件俗物

要用自己的双手

挽起沉重的边缘

沿着被钢丝限定的轨迹

拖动铁环

要打一个死结

阻断连通的喉管

那窗帘将取代

温度/蚊虫/铁轨/班车/饥饿

成为夺走睡眠的第一个敌人

　　我的身边，到处是提前老去的人群，一个个，一群群，熟练地做着不该熟练的事情，把生命凝固在远远的未来。他们提前老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认为，提前老去是一种品质。譬如说，我们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有赖宁救火的情节，我们还崇尚石佛一般的李昌镐，艳羡鲜衣怒马的少年盖茨，反过来，若是让年岁走在前面，则往往令人耻笑，金庸的笔下，有一位老顽童，为老不尊，尽做些乱七八糟的事，还有一位归钟，仿若心智不全，这种人，大家保留地喜欢，没人愿意效法。

　　有这样的价值取向，提前老去很快地由一种品质进化为一种道德、一种修养、一种境界，因而越显崇高。提前老去的人们赶在时间前面聚揽资源，团结起来，用道德和金钱的武器追杀零落的后来者，正大光明地压迫另一个群体，直到改造他们，或者杀死他们，当然，这都是“为了他们的好”。所以电视上出来的小孩，永远矫柔做作，当他们长大，这条成长的尾巴掩盖起来，反进化成社会的栋梁，倒过来践踏正常生长的人，于是落后的人也只好发一声喊，朝前奔去。

　　　这样的社会，无所谓好坏，但只见悲凉。

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集体主义期待天灾、战争，以及一切和生存、竞争、民族有关的时刻，只有在这些时刻，集体对个人的压抑才是有正当理由的，才能显示出超越人性的光辉，似乎人之所以成为人了，而在平时，则一无是处。但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等于没有发生过，在连绵不断的社会进程中，关键时刻是不真实的，尽管它似乎是一种渲泻的契机。天灾不是常态，人总要回到真实中，生命的本源，不是感动。

2.左派压倒右派，只是小的背景，大的背景是群体间的相互敌视。如托克维尔所说，人们彼此相似，却又彼此分隔。在此大背景下，生存的唯一方法是放弃立场。余秋雨，认对了小背景，以为此时站出来是打落水狗，但是认错了大背景。所以不论左派右派，到最后只有犬儒才能活下去，所以王小峰一定红过朱学勤，牛博比一百本名著的人气还高。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家思想家，是会说俏皮话，没有立场的知识份子，郭德纲式的好同志，当然，或许还有更激进的。

3.中国人有力量抵制家乐福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能够抵制Dior，说话的人表达的是一种在别处的力量。抵制Dior，相当于用本国的贫富差距来要胁世界，此背后的逻辑。在此逻辑下，一切国际商业皆无处可逃，政治正确是中国向商业世界输出的价值观。

4.激情是一张王牌，如梁羽生笔下的大反派，危急关头，咬一口舌尖，于是功力大涨。

5.外国人的店把捐了多少钱做成大牌子放在门口，近乎良民证、护身符。

6.所谓底线，其实是一种武器。

听卢广仲的《一百种生活》，仿佛回到高中，听最早的陶喆，唱空无一人的沙滩，可乐喝剩一点，爱情像流沙，自己一个人憋着要搞出点东西吓人一跳的感觉，难得的一丝小众气味，寂寂廖廖，胜过后来掩不住要让世俗参与纵声合唱的欲望。

落定学位工作，望京的博士生生涯将尽，大半年的错乱重新踏回轨道，仿佛历经大难。睁开眼，如《生化危机》的开头，人的精神抽离半晌，回过头来衣还是衣，物还是物。桌上尽是新书，齐眉而堆，书签标记在开头的地方，像一种仪式；硬盘里还有大堆片子，开足BT从破烂熊上新下的《约翰亚当斯》，就需七个小时的苦修；钱包还空空荡荡，要寻思着怎么去补满；周遭的人呼吸如旧，年前的声音尚在回荡，不急着去呼应。生活有待覆水重收，且定定神，先听听新的音乐，

打开门，人形简约，已是夏天。

我更愿意去想象大难前的花样繁复，有无数正在发生的故事，有千奇百怪无法描绘的情感，在断面的前一刹那，有正在发生的算计，酝酿中的情感，无法预知的事件，随即倾覆的关系，有人初尝爱情滋味、有的正在为将启的远行整理行装，有人在为家门口的一处秽物与人争吵，有的要胁迫他人交出财物，有的在为生计犯愁，要为儿子的学费筹措，还有的只是麻木地瞪视着电视画面，看冗长的火炬接力，生态如此复杂，没有单一的形态、没有单极的目标、没有统摄一切的价值观，人们彼此相似却又如此不同。

大难发生后，丰富多彩被压缩成为千篇一律，受难人的繁复人生，被瞬间压缩到生和死的两种单调选择，外面人，也被缩减成为悲伤这一种简单的态度，目标、手段和价值观都彼此统一，像一支军队，一刹那，历史滑落呈一个断面，生态被凝固起来，如一面琥珀。

但我们何曾为任何一面琥珀、一块化石如此统一地悲伤过？为什么同样是灾祸，面对法国大革命，思想可以如此不同，而对于天灾，就只能有一种思维，尽管在其背后，是无数组织、机构，仍然是社会性的一个缩影？难道人类的反思，不是长久以来绵延不断的？回想不久以前，我们对人祸不也同样要求如此的整齐划一吗？

我厌恶那些无休止的争吵，无论大事小事，最后都演变为争吵，那令人沮丧，我也厌恶不自觉地把一切都最终发展为发泄激情的渠道、消减压力的籍口，厌恶以一切借口排斥理性、感性以及不同的观点，我不喜欢把任何一件事情无论大小，都安上一个必须完成的目标，用整齐划一的镜头，把繁复生态纳入宏大叙事的脉络之中，把其余一切减切舍弃。毫无疑问，面对大面积的死亡，社会的凝格，我们悲伤，但对于愿意暂时转过头去，对如此的万众一心作一些别样思考，呈现不同情感表现的人，能不能给予一些更多的宽容？面对一块琥珀，我们唯有把自己也变成琥珀吗？

再好的学术，哪怕是达尔文，哪怕是凯恩斯，也是技术性的，和思想呈现出不同的气味。好的学术站在智力的巅峰，但和思想有一线之差。学术种种，脱离不了现实，离不开对原子、人、社会、历史、时间诸多概念的演绎，所知所言，总有明确的对象，总要有路线、主义、方法，也无非是现实的简概、缩影、推衍乃至对立面，终要落脚于记录、解释、批判、预测，以人作比，无非是子孙、亲友、衣物和敌人的关系，林林总总，一切学术总要归结为一种态度。

而思想，代表了另一个向度，不是现实的对立面，而是另一种可能的现实，对思想的定义，只能是“与现实无关的”，以是观之，世间贩卖的大多思想都还不是思想，有立场的思想也终是这一种世俗的推衍，批评，只是被批评物的衍生，世上最相象的孪生子，无非是所谓的敌人们，这样的循环生演，只能往一个方向越走越远，纠缠不清，无法仗之反照自身。好的哲学是一种思想，好的艺术当然也是，建筑、设施、语言、传统，原本只是现实一种，时过境迁，和现实脱离开来，反而有了一层思想的味道，磕致幻品绘出的陶器花纹，也呈思想的气息，旅行和阅读，是体味思想的两种方式。

清谈误事、艺术的低效，是拿一个向度的标准，批判另一个向度，拿一种现实批判另一种现实，从根上讲，此类批评皆不足取。但反过来说，又有哪一种新炫的批判，不是在拿一个向度批判另一个向度，拿一种现实批判另一种现实呢？

尽管我不热爱孔夫子，但有一句话我听进去了，他说“三十而立”，据说这话的意思是，孔老夫子三十岁才知礼，因而立，那么，孔子三十岁之前在干什么呢？我没有力气去查文献，我固执地认为，在那三十年里，他也在努力摸索社会的边界，他在不断突破规则，吃过苦头，然后回过头来才算真正认知人生的规则，我觉得只有这样，这家伙才有点看头，起码他有三十年的时间还比较像是个人，还能够交交心。

青春是什么？不就是老天爷交给你一点点点的时间，让你可以尽情地试探一下社会规则的边界，吃点苦头，懂得点生活吗？唯有这样，才知道边界在哪里，此后的行为才能尽量地让天性舒展开，倘然不去试一下错，远远离开那条线，那就算再知书答礼，也不过是集体的一颗镙丝丁，性灵世界的一条朽木。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很鄙视世故的同学，一个行为，激发一个特定的按钮，然后照此行动，像个机器人，不出错，事半功倍，可年轻轻就老于世故，固然可以尽快地融入到老熟社会中去，尽力降低交易成本，但人也就一辈子命，这么老早就扔弃老天的赐予，投入到黑茫茫摸不到边的社会中去，那一世到头，又算尝过些什么滋味呢？

所以我很害怕此类人生的导师，他们绕过弯路，不想让你吃苦，那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可我也不太明白，有效率地终老一生，和赶死又有什么区别？

    拜学校网络之赐，两年不能正常上MSN，知交半零落，校园网新春公告，原来是万恶的拨号软件dr.com和MSN冲突，要待下一版本解决，这一新的版本两年以来从未有过任何音讯。毕业前夕，忽然灵光乍现，去院网络上刨了一个巨老无比的dr.com的版本下来，一装上，居然能MSN了，所有的老友，都还挂在上面，仿佛时间从未中断，此情此景，实在令人不由得想起金庸大侠无比光辉，永远正确的一段名言来：

    曲洋笑道：“嵇康临刑时抚琴一曲，的确很有气度，但他说：‘《广陵散》从此绝矣’，这句话却未免把后世之人都看得小了。这曲子又不是他作的。他是西晋时人，此曲就算西晋之后失传，难道在西晋之前也没有了吗?”

　　令狐冲不解，问道：“西晋之前？”曲洋道：“是啊!我对他这句话挺不服气，便去发掘西汉、东汉两朝皇帝和大臣的坟墓，一连掘二十九座古墓，终于在蔡邕的墓中，觅到了《广陵散》的曲谱。”说罢呵呵大笑，甚是得意。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一次回到我的博客上，翻阅了大半写过的文章。我想我再也写不出那样的文章来了，那个时候，语言、想法、题材，一切都充裕有余，仿佛总有大量的孔缝，等待下一次去填补，永远都写不完，我还看了大半的回复，那些读者，也再也写不出那么好的回复来了，博客是读写者之间的互动，即停之时，分不清是谁的原因。

     一个博客，代表的是一个小小的读写群体，终有一天，他们会共同地坠入劳顿、世俗和凡庸之中，与理想主义的书写渐行渐远，当时怎样地因为相同的心境而临时地聚在一起，琴曲相合，也终将因为怎样相似的原因而风散。回过头来，那些互动的文字呈生命的证言，唯写博的人有幸能把那些证据收拢在自己的小小空间里，供偶然的翻弄操持，人故去，则又空遗一处无主之地。

老o说需要一支k701,恰好我手头有一支，于是跨了半个北京城，气喘吁吁去送耳机。

老o，清华博士，耳机界的小名人，做过一台小机器，一千多块钱的价位，带解码和耳放，能够让你的高级耳机发出体面的声音，我听不太出好坏，但至少足以让古典乐在笔记本电脑里也生动起来。这东西卖出去120多台，赚来的钱全搭进去研制新的升级版本，价格四千朝上，但是需要一种特殊的元件，老o把市面上的全收来了，堆在家里，累积成山，够做三百台，卖完为止，天然的限量版。

老o的家，仓住两用，箱子堆得一天世界，两室一厅，一室一厅是仓库，另一室是卧室加车间。我落脚在烙铁和电锯旁，试了未完成的升级版，插701,650,580,甚至w5000,还有更传奇的kk,着实不坏，试的时候，老o用另一端口一起听，我们不停地互换耳机，感觉差异，老o时而起身，到机器边换个电容，调试状态，倒茶，换碟，从上午到下午，中间还一起吃了顿饭，我喜欢kk,六七千的身价，毫无耳机的遮闷感，老o也喜欢我的701，有一刹那，我甚至喜欢上了森海。我把701留给老o调音，老o把580借给我，于是我可以在宿舍里享受德味的交响。

老o有企业家的精神，全职在家，既研发，也兜售，升级版赚来的钱，打算继续投入下一轮研发，做功放解码音箱的一条龙，一万以下，可以达到两万以上的效果，当然成本也直线上升，首当其冲的，是需要租一个更大的房子放那一套东西，甚至还需要搞个听音室，北京的房价，不提也罢。

老o对声音的理解全出于古典音乐的表演经验，连采带排，什么皇帝位都可以试听，老o的调音，有舞台的基准在，这是其他做机器的比不上的。学声乐，那是另一笔大投资。我问老o为什么不找个风投，或是合伙人，但显然，有这样鉴赏能力的投资者太少了，市场小而鉴别成本大，不见红杉，无论红鼎，最多有几个救济生活的恩格斯。所以老o要降低成本，特别是个人生活的成本，就只有考虑往南跑。

我一会儿想象他功成名就的形象，一会儿又浮现落魄潦倒清仓出售的场景，声音在耳，斗室里一时充盈了空气感，无边声响直迫胸喉而来。

在我的IPOD装了40多G之后，听歌越来越变成一件麻烦的事，无论是找歌还是管理，都费时费力，有时候甚至觉得还远不如以前用的IAUDIO方便，自己建目录，自己分类，特别适合像我这样喜欢按整张专辑听的人。

IPOD的软件，确实让人觉得妥贴，用起来，有令人惊叹的细节，和粗放的IAUDIO不同。IAUDIO式的方式，是把所有管理交给人，只把白纸一样的硬盘交给你，而IPOD则掺杂了一半机器的处理和一半人的处理，是人机交流的界面，像不考虑交易成本的市场机制一样，这样的方式听上去是高效而完美的。可问题是，人机之间有交流的成本，最主要的一点，是人需要理解人机之间的界线在哪里，人可以把多少东西交给机器，还有多少东西是人必须要配合机器去完成的，更麻烦的，是人自己又无法改变这种界线。新的IPOD买来，光摸索这界线就够让人头痛的了；新建的分类没法按专辑显示，非要把所有的单曲一首一首罗列出来，而你又没有办法修改，是另一件麻烦事。

“人性化”的操作带来的问题，是或者把人机之间的界线交给用户，或者把所有的选项罗列出来，那得配厚厚的说明书。IPOD的论坛比其他机器的论坛多得多，里面询问操作方法的贴子也多得多，这说明，只要你的需求够刚性，难用本身也可以积攒人气，像Windows，全社会给逼着学，磨刀不误砍柴工，可要是将来，一针一线一个卫生棉球都要学呢？把这麻烦事推到整个市场上，想象一下，如果所有的机器的这根界线都不一样，那你对自己那一堆机器探索的成本就有够高的，相比一下，我宁愿所有的机器全手动，费事但不费脑。

人性化的成本，归根到底是还不够人性化。

奥斯卡的颁奖礼忽然也有些生厌，所有有台词的人物，用的都是相似的语速，一般的语调，说一样的俏皮话，连韵脚、表情，都精心拿捏过的，走一拍，停两拍，大家都是大明星，也是木头人。反过来看春晚，病症都差不多，坐在台下的，人人心里先有个对错的标准，然后再来看演得怎么样，那是先审判后审美了。所以一旦设定氛围，有无形的标尺，什么国情，什么天才，也没有什么突破的田地，氛围压过性格，大约就不会有太多弹性了。

春晚的不好看，不是因为众口难调造成的，也和什么乡土气息无关，要明年改面向知识份子群体，全精英阵容，那也最多让人振奋三五年，什么东西，到辗出车印来，大概也就无力回天了。

       我不曾见到，哪怕有一个愤青，能够把自己的一腔愤怒转化为对工作的无限热情，网络的墙，仿佛是生死两界，能够隔开激情、崇高、以及所有其他革命的诗意、道德的美感。常常看到，那些忧伤的年轻人，成群结队地穿过迷墙，在比特的海洋里穿上黑袍，纵容自己成为一个高尚的人，对万物审判，当日头闪耀，又像灰姑娘一般灵巧地挣脱高跟鞋，小跑到办公桌边，做回一个唯唯喏喏的小白领。所以有这样的奇观，网的这头，满目愤青，和大腿一起，青黄相间，排山倒海，合上电脑，他们就成群地从空气中撤退，只余两个不知进退的标杆，孤独地挺立在风中。愤青和民工，像阴阳两界里的鹰狼传说，一个只在网上出现，一个唯在现实中穿行。

　　　如民工一般，愤青只在自己的战场上，表现为一种生产力，成功的社区里，挺立着愤青，端坐着小资，半躺着色情狂。张目的置顶贴，精妙的回复，紧捏在偷笑着的策划团队们的掌心里，愤怒和矫情，交错地架起社区伟岸的生产体系，像麦当劳肯德基一样，培育着自己的消费者。他们要让越来越愤怒的公牛，变成他们的衣食父母，让掌握着这种资源的社区，老有所依。

　　　就在最近，我在天涯上看到这群网络社区的工蚁们，直接插手自己辋然不知的他人的家庭生活，像国会一般立法，像大法官一般司法，像政府一般执法，给现实带去公平，给网络带去流量，我想起黄永玉说过的那个故事，他说在文革的时候，他被几个年青人暴打，多年以后，当一切过去，他说他并不想去找这些年青人，去寻求报复，因为他知道，那些年青人，在暴打他之后不久，自己的家庭也必然会成为那场浩劫的受害者，那一定是逃无可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