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velock的异想空间

受电影《苍蝇》的启发，一个偏远的发展中国家立专项研究远距离传送的技术，电影中所启示的技术是，人在一地被拆散成原子，到另一地重新拼装起来。十年后，该国宣传“苍蝇一号”技术研发成功，举国上下一片欢腾，报章头条说，我们终于站起来了。

然不到半年，国家房地产业、交通业、汽车制造业、新闻业，皆陷入崩溃。人们纷纷搬离市中心，卖掉小汽车，去国外看报纸。学者紧急建言，若此技术得到普及，国家经济将倒退进入原始社会。于是国家紧急停止了技术的进一步研发，设备被封存，原子合成中最为关键的元素——铅，列为头号违禁品，钻球、钻笔、活字印刷，都从字典中被划去，当初批准设立该项目的官员黯然下台，研发人员被全球范围内通辑追杀。

研发人员仰仗存的十台设备及几麻袋抢出来的含铅皮蛋，穿梭于国际之间，逃避国家警察和各行业自行雇佣的赏金猎人的追捕，为了捕杀他们，国家不得秘密启动“苍蝇二号”工程，生产一批特供设备供全球范围内的捕杀部队使用，由于控制不严，这批设备被倒卖到民间，并流通到国际市场，引起国际恐慌，但发言人否认了此事。

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从此布满了逃亡、猎杀的人群，他们不断地在各个空间里分合拼装，光怪陆离，在广场上、电影院、大会堂、图书馆、动物园中，人们常常看到，一个人影刚将成形，就被一道形成中的刀光劈成两半，鲜血满地。但很快人们即对这些影像如流水一般地习以为常。猎杀、反猎杀、死亡和死里逃生，如空气一般地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颠覆了人们对道德、品质、氛围的定义。人们逐渐感到生死无常，沉迷声娱，世界一边在不断地死人，一边变得越来越快乐。

五年后，当年的三百六十二名研究人员被猎杀过半，随着赏金的升高，追杀的队伍增加了五倍，这些幸存下来并逐渐增加的人，开始发现自身的异常反应。在转化过程中，铅不断地进入他们的身体，他们变得越来越愚笨，常常忘记即将要说的话，在空间中，当他们的身躯还仅是一团无序的原子，即忘记将去往哪里，很多人从此飘浮在茫茫的宇宙之中，拒绝成型，如微型的星云。他们变得越来越情绪低沉，互相残杀很快不可抑止，并且失去了生殖的能力。

当最后五名研究人员在格陵兰最大的冰晶石矿边被击杀之时，全球已有三分之一的人以捕杀者为职业，这成为了世界经济的最大动力，并引领世界安然渡过了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当新闻报道，研究人员捕杀完毕，猎杀行动就此终止之时，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屏息观看，怅然若失。十年来，他们已经习惯了在空间中不断拆散拼接，生死相闻的生涯，除此，他们忘记了其他所有的技能。从这一日起，全球将增加几亿的失业人口。

一周后，各国政府共同宣布，世界上又新发现了二十名漏网的研究人员，并公布了他们的身份资料，人们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互相祝福，教堂响起久违的钟声，祈祷逃亡的人杀之不尽，空气中的幸福气息令人怀念，与十年前宣布“苍蝇一号”技术研发成功的那天如出一辙。

我还记得，在我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被一位陌生的年轻人敲开我家的门，他站在门口，有一点紧张，告诉我们，他们的工厂遇到了一些麻烦，工人们为了挽救自己的工厂，四下奔走、化缘，他希望我们能够援助一些钱，并保证如果将来厂里缓过劲来，一定加倍奉还。他记下了我们的地址，还留下了一把他们厂里出厂的菜刀，千恩万谢地走了。菜刀很快就不能用了，那件事情此后再无后话，可是却始终令人记忆深刻。那个时候，人们还不太愿意多动脑子，去追诉他人的动机。

这种同情心很快就变得淡漠。一个人，如果三年如一日地每天在路上遇到三五个乞丐，形式相仿，内容相似，他一定会学着捂紧自己的钱包的。上一次在北京西站，短短十几分钟的路，居然跪了四五个人，一律是钱包失窃，要求给一些饭钱的。人们只步伐轻快地从这些人身边掠过，谁也不愿意甚至呆上几分钟，抽根烟读一下地上的粉笔字。

倒是有一次在澳门的赌场，看到一群同样做派的大陆客，生意还颇兴隆，在稍小的地方，人们的同情心还未被司空见惯而磨钝。

所以，从同情心的角度，一个国家不能太大，人口不能太密集，阶层不能分割太细。同情心也像处在一个市场之中，从需求的角度，一个人一天见到五个乞丐，会变得迟钝淡漠；从供给的角度，人太多，就会有人利用同情心组织相关的产业，很快地以商品经济的名义把一切悲悯吞食光。一个人，如果每天坐私人小汽车上下班，从南方周末上了解社会，十年如一日地看央视骂央视，还会对这些乞丐抱有好感，会有时施舍下一些钱物，可那种心态，和二十年前那种从日日夜夜人与人平等交往中生长出来的同情心已大为不同。

小的国家，应该比大的国家更有同情心。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书上，从来是北方杀到南方，屠城，政治半争，阴谋和征服，偶现高高在上的怜悯，却从没有那种平视的同情心。在西方，宗教跨越了千山万水，令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会为远在天边的一只猫狗的生死而流泪，而我们恰连这样的宗教都没有。

一个国家若只是大，人群并不相互分隔，那么他们还会有同呼吸共命运的间或场合，如二十年前，北京还没有那么多人，空气未被过多呼吸的占有而显得混沌，国家“地大物博”，可是有相似的空气，那时候的人们知道死人是可悲的，会到街头守望相助，可是二十年后，中国已经大不可企及，中国人之间已远不可及，对于远在天边的祸事，人们放下报纸就开始怀念老将军，惋惜没能快刀斩乱麻，连一惯关注边缘人的新锐导演，都会公开地憎恶另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太太，做出划清界线的姿态。

此时此境，人们还有感同身受的能力吗？

今天的新闻中，有爆炸性的一条，远传与诚品结盟，进军电子书产业。这条新闻太令人振奋，如果诚品电子化的速度能够快一些，那他们合作的机器几乎是一件必入的神物。想一想，以台湾引进书的速度和翻译的品质，再加上出版上的自由，即使将来当当卓越推出类似的产品，人们在购买电子书之际也会在豆瓣上反复思量，最后一大笔生意可能要给对岸抢去。

远传和诚品的这一次合作令人联想翩翩，先行一步的亚马逊和大陆的出版界之间，还隔着语言的墙，而宝岛的这种新模式，把两岸出版界拉近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两种文本之间，仅仅隔着一道繁简转换的工序，未来这一首工序可能也会消除掉，这样的一种产品或者说模式，可以把大陆出版界拉入到前所未有的竞争境地中去，逼着大陆出版界大洗牌，现有的引进书的机制、翻译书的机制，都可能要彻底改变。大概有人会说，网络会不会是障碍，一定不会，因为亚马逊的方案中，已经可以绕开网络通过互联网把电子书直接下载到本地。于是，诚品（或者是将来别的什么企业）是否有实力在短期内将重要书种电子化，就成了大变革何时来临的关键。

是啊，查查新闻，九成以上的eink新闻都和新硬件的推出有关，掌握数字资源，那是一块太难啃的骨头，大家只好走一步算一步。到现在为止，亚马逊的对手中，只有sony和google一起走了一小步，别的厂商都只能算是起步。但是，正如ipod出来前的一大堆mp3厂商一样，那些大战貌似爆裂，却只是序曲，待到江湖安定，大半名字将风流云散。当年的ipod一统江湖前，免费的mp3就不是难搞的东西，所以苹果在全球市场的上成功，一大半靠的是设计，一小半靠的是模式。Eink会很不一样，现在可用的电子资源，一是少量网店的电子书，二是远远不够的免费txt和非扫描版PDF，三是数据库中的杂志和论文，四是大量的扫描版PDF，Eink设备读扫描版PDF，总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体量和清晰显示，是短期内不可克服的矛盾。于是，EINK大战必将走到这步，硬件已经升级到了一个瓶颈，资源的不足成为主要的障碍，激励数字化的机制就比硬件制造关键得多。在中国，资源大战会涉及到这些组织：当当卓越，新华书店，大出版商，大的数据库，以及电信移动联通。这些部门都有可能占据EINK产业链条的高端，而硬件生产则山寨化。现有的出版链条中和纸质打印相关的部分，将大为萎缩，出版业大概要沦为校对业，或者和销售网络嫁接在一起。销售网络也将变平，抽掉大部分的中间环节，甚至抽到作者直面读者。这一步没准比音乐产业来得更快，因为音乐的制作成本太高了，核心是团队，出版业的核心还是单数的作者。还有可能出现的新行业，是基于EINK的打字业，中国的人力成本低廉，但打字的投入无疑比音乐的转化和上传高得多，这种盗版的EINK产业，难道还是基于广告？这是一个疑问。

又或许，如好多人期望的，版权最终会作为一种恶法被废掉，那一定要有绝顶的高人，设计出新的游戏规则来，像海盗一般地乱冲一气，应该是很难成事的。

2009.6.24 google存在大量不良信息被封，使用境外的域名解析服务器

2013.8.23 电脑、手机、psp9000均被指传播不良信息，代购境外水货机器

2034.1.16 电网被指黄赌毒源头，必须自备发电机

2038.3.14 城市蔓延不良信息，为了孩子，向农村进发

2044.1.1   陆地被严重侵蚀，海底两万里

2051.3.13 到月球去

2055.7.7  银河灿烂

2057.5.5  微笑中的猎户座

2058.3.18 黑洞生活

……

2088.1.1 集体阉割手术首日评测，微凉的裤裆

2090.6.24 google、电脑、手机、psp、电网、城市、农村、陆地、地球、太阳系、宇宙，我们回来了！！！

出差前，从图书馆里借出了一本《傅雷家书》带着，傅雷的家书写得朴实干净，一句话，写得角角落落全补到，没有什么华丽的跳跃，和当代作家历经编码的句子很不一样，读多了现代派，回去读傅雷，像在城市里呆久了，回老家祖屋里盘几天一样地踏实。

做人的道理全部跳过，直接看艺术观、音乐观，看生活琐事。我不欣赏傅雷的教子观，儿子规划得过于谨严，连感情生活都预先设计好，人生早早揭开了迷底，太“必然王国”了。像傅聪比的，西方人是纵式的，上下伸开，如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肖邦是异类，中式的渗透，是横的，傅聪的教子，显然是纵的，雷霆万钧，叫人害怕。

喜欢看的，是两夫妇把儿子当情人般处处小心眼，隔三叉五催回信，说做父母的就只有这点要求了，求求你不要不理我们，还有生活困难的时候，俗说还羞地向儿子借钱，补缀了大段说明理由，再就是傅雷对音乐、美术的理解，可惜只有去信没有来信，想必是抄了烧了埋了，好多段落就搞不清楚来去了。还有工作的苦闷，一个敏感而紧张的人，翻译仅是无事可做的一个落脚，可是依然带来苦痛，随年事逐步累加。再有那些有光明希望的段落，总是想尽力改造自己，去应和一个新的时代。到最后一页，看两夫妻的遗书手迹，清清楚楚全是有多少东西要还的，还给谁，怎么还，整整十三条，怎么看，还是旧社会里的君子样。

再往后，属于想象，男的把床单挂起来了，再两个小时，女的取出那方土布，两个小时里，一个人孤零零对着挂着的那个，一定还有更多纸面以外的事要处理，目标已定，家务也就轻快起来，照片要重新翻一遍，地早就扫干净了，明早的菜，也已经吩咐保姆少买了，身体渐渐凉起来，感觉出奇地细敏，上海凌晨的一点小声响，都逃不过去，一生如电影般眼前划过，甜蜜多，苦闷少。

查傅雷旧事，父亲为人诬陷，抑郁而终，母亲教子冷酷无情，赴法留学成法行通信十五篇，收入《名家书信集》，尽是人生的循环。

重读傅雷家书，在“清流”被爆光以后，有安定之用。

我是一句话，只是一句话。

从来，我都是这样，从过去到未来，都只愿这样。我只有心脏，瘦弱干瘪，是个丑孩子，可是我不愿意长大，不要长出华丽的躯干，不要戴上帽子，踩上鲜亮的小鞋子。我不要像镜子一般地自我复制，充溢空间，我不要和我的远房亲戚站在一起，更不要顶着握着拎着踩着吻着从自己身上裂开的碎片。我不要看上去像一个巨物，我不要被计量，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给人带来恐慌。我不要相互照应，讨厌隐语，我只是平铺直叙的小东西，不要变成一句反问，不要变成一段妙语，不要，不要给我戴上表情。我不要表达有力的思想，不要令人感动，不要铺陈我没有的澎湃情感，不要冷着脸说笑。我不要让人起立鼓掌，仅仅因为被放在了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不愿被到处引用。我憎恨我的韵，我不要因为那些尾声，成为别人的游戏，我不愿被配上歌词，成为一段旋律，更不愿意沦为顺口溜、数来宝，不愿扭起来引得他们哄堂大笑。我不要出现在如下的场合：客厅、剧院、主席台、大广场。我宁愿沉默，宁愿一个人划过夜空，我只是那么孤僻的一句话，我只要做我自己，做一句话。这是这句话的心声。

下午出门，很偶然地，在公交车牌上看到了宋庄，于是坐过去。这是北京有名的一片艺术家聚居区，在北京这几年，先是在望京，傍着798，到了通州，又遇见这宋庄，很巧合。

宋庄小堡有一个千回百折的故事，这地方原来是通州的封闭农村，远望京城，诸事不便，后来一些艺术家过来居住，租工作室，自行解决了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再后来有几位用便宜的价格从农民手里买小产权房，非法，但有合同，双方也认，于是捣出一种新的房产模式来，有了先吃螃蟹的人，落魄的不落魄的艺术家，勇如豹胆在肚，拉帮结派，开山立宗，啸聚山林，再后来，村里也意识到这里面有利可图，于是开始服务起艺术家来，市政府煽风点火，钦定了个创意产业基地，宋庄画家村之名，遂越传越远，再往后，是农民违约，上法庭按法律讨回了小产权房，再后来是“农用地流转”的出台，小产权房问题未被涉及，再次转入地下，和许多被默许的非法和不被默许的合法一样，前途未知。

我最近听闻的关于宋庄的故事，来自一位同学。原来我院一知名人士，也在此间置有一处大院，闲时聚三五老友，都是海内闻名的大人物，一起纵论时事，兼议如何多拿课题，赚点闲钱，说到快处，百万经费，似易如探囊取物，偶而同村农民有事相求，不论大小，有求必应，外省人士来京上访，有来求助，也不敷衍，临行还悄悄给人篮子里塞一两百块钱，端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也白丁，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怎会有这般人物，即爱财，也爱民，清雅似居士，豪迈如匪首，那不是水浒中才有的人物吗？复杂的宋庄仿佛另有神奇。

实地进得小堡村，主要是三块东西，一是整齐的艺术家院落，大半是新盖的，里面隔成一大间一大间，门口标着艺术家的牌子，都是个人的工作室；二是本地居民住房，基本上是老砖房，但也出奇的整齐，也呈院落状，想必本来也是一个严于秩序的村落；再就是沿街的装裱室、画室、画具商店、小超市、饭馆。公共区域里大半贴着两类广告，一类是画室招租，一类是服务场所招工，可以感觉出一个迅速循环的产业链，业主把房子租出去，再给房客打工。所有的房舍都不精致，有速成的痕迹，面向外来艺术家的房产业，和本地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掺和在一起，透出一股旷达味来。村里主要四种人，工作室里的艺术家，街头的当地人，商店里的外地经营者，和少量的游客。想半天才明白，这种模式其实就是吸引外来人往这里移民，然后当地人围绕新移民搞服务业，再一层，是本地人建房租给外地人搞服务业，自己吃租，再把自己租出去，至于游客，是副业。

在村里转的时候，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上海有那么多创意产业基地，大家感兴趣的都是过去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关注点在新旧对比，而北京最有名的几个，老的圆明园画家村，后来的798，眼前的宋庄，最让人关心的是新旧之间的转变过程，那似乎总是火星四溅的。先是艺术家给赶出圆明园的悲愤，再是798物业公司和艺术家的冲突，然后是宋庄小产权房的争端，过程永远是，艺术家们低调落草，然后政府介入，最后是艺术家的离开或分流。北京的艺术家，似乎永远是不满于体制的悲愤一群，北京的政府，似乎总是找不到正确对待艺术家群落的态度，永远不愿意变通，“创意产业基地”，是“创意”、“产业”、“基地”之间的三国大战，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老打架。

有这样的感觉，一样的事，在上海是设计问题，在北京就是体制问题，在上海是商业，到北京就是政治，在上海是法律，到北京就是革命，在上海可以是陈逸飞，到北京就得是艾末末。

三联上关于宋庄的文章：小堡村的文化产业样板

经济适用房怎么才能送到穷人手里，看似简单，成本高昂。

茅于轼的提议，是不盖经济适用房，只盖廉租房，而且没有独立卫生间，挤公共厕所。

有道理。因为有一群影子，戴着面具，面目模糊，可以随时变幻身份，上下左右到处换位。高薪养廉的时候，是中国压力最大的公务员，启动内需的时候，是需要补助的主力军，单双号的时候，是受害者，经济适用房的时候，又变成夹心层。这群影子有权力，能逐利，要在人群中把穷人们筛出来，不能靠穿得破，不能靠说得苦，只有请穷人们全体趋前一步，蹲下来，如果他们也蹲下来了，咱们就跪下来，如果他们也跪下来了，咱们就趴在地上。总之，把自己往最本份最本份的底线上拉，一直到富人没法学了，才算好。无奈，却是事实。

但这说法政治上不正确。政治家会说，有权力阶层，我们有限度地承认，穷人要本份，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老百姓会说，房子没厕所，谁敢嫁给我；愤青会发展新的提案，让富人不愿意抢的房子多了，干嘛就没厕所这么没趣？比如说安全期限一年限时倒塌的政府主导型危房，比如说住进去就要交身份证上网实名手机实名说话实名排泄实名的反低俗样板房，比如说单日住人，双日关狗的住宅动物园两用楼…。老茅变成茅老之后，就老说这种政治上不正确的怪话，在理，但是招人骂。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就让真正有权的人把福利占一部分，把分辨人群的成本内部消化掉，房子多盖点，先让他们安居了穷人也就能分到点什么了，这么多年，咱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火红，可不就是靠的“利益后沾”这一招吗？去他娘的效率和公平吧，你们一说效率，咱们给赶在五环外了，你们一说公平，咱们厕所也不让有了，听说后面还有民主自由可持续发展呢？听着真让人害怕。咱们就想过点正常点的日子，不要趴在地上，说一千道一万，要让咱们穷人本份，不如先让他们富人安份了，他们侍候不好，咱们得房了也不安心，可不是这么一理呢? 咱们先让他们高兴着，来年生个胖头小子，也混到他们队伍里去，欺侮别人去，那才叫前人栽瓜后人乘凉，和谐社会啊。

罗大佑是叛逆者，他不可能是台湾流行音乐真正意义上纵贯线的源头，在那个头上，站着杨弦、胡德夫、李双泽，这些人的作品，和党禁、强人政治、孤岛心态联系在一起，罗大佑的出现，像一个时代的休止符，从罗大佑开始，台湾人的情绪，不再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式的，似乎和政治无关，却动不动引起喧然大波。罗大佑要直接得多，斩丁截铁，随着罗大佑站起身来，一大批知识份子退席，另一类型的知识份子拥上来，政治现象被社会现象所取代，当音乐直接地谈起政治的时代，政治似乎已经不太关心音乐了。

台湾音乐真正的纵贯线，大概应该是李双泽-罗大佑-李宗盛-周杰伦-林暐哲旗下的某位或某几位。我们现在看到的纵贯线，只能算是滚石自己的纵贯线，这很尴尬，滚石的纵贯线，像有头无尾的音箱，高频如海上日出般华丽，中频厚重沉稳，到了低频却只留羞答答的微一作响。于是滚石的音乐，就不能代表过去，也不能走向未来，他只代表一个中段，尽管这个中段曾经凝聚了我们怎样的感情。单看这支纵贯线的成立，就很说明问题，先是周华健的独唱，然后是周李二人转，再是金马奖上罗李周三人合唱，最后是春晚上的终极版，很像古典音乐中乐器的层层累加，可是细一想，是不是有很重的商业味道？所以这一支纵贯线的演出，不可能是滚石的再振旗鼓，它一定比不了张国荣的退出歌坛，比不上群星云集的马兆骏“发光如星”，也比不了李宗盛自己的“理性与情感”，它只适合怀旧。但有时候，单是怀旧就够了。

罗大佑的音乐故事，马世芳的文章写得最好，不必赘言。李宗盛是我们一代的欢宠，罗大佑和李宗盛之间，构成了一组回声关系，李宗盛是罗大佑的俗世版本，这正像顾城的回答，是文革的回声，如古龙是金庸的回声，在后者的身上，都能检到前者的肋骨。想到愤怒的罗大佑，总想起竹内好显微镜下的鲁迅，那个想开启文学的革命，却无奈地走进革命的文学的家伙，那个一边和梁实秋论战永恒的人性，一边私心里把和对方的战争当作自己说服自己的一种方式。罗大佑也是医生出身，可是没有鲁迅的自察力，也就不会产生鲁迅般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宗盛对罗大佑的消解，是一项俗世强加的外科手术。

李宗盛的长处，是词曲的咬合，那是精雕细琢的产品，听李宗盛演唱会上回收的几首名曲，发现都是呼吸相接的，一起一伏，全有脉络，那些原唱者，倒不能表演出这种种妙处来。说到词的质朴干净，深入人心，李宗盛要强于罗大佑，罗大佑的笔下，常有不知所云的歌词，韵是对的，语法是不通的。李宗盛作品不多，大半爆得大名，可是深切而不深刻，终于上不了殿堂，流行音乐传到李宗盛的手里，知识份子彻底退场，主力阵地也逐渐从社会学文章转移到娱乐版，这应该是李宗盛最痛心的事。想象一下，倘使李宗盛只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主力发展生命中的精灵、阿宗三件事那样的作品，他会不会成为一个比陈升更陈升，一个走向Bob Dylan的歌者呢？没有人知道。

关于纵贯线的一个担心，是这样的一支巨无霸式的乐队，会不会像一本合上的书，一种既定的标签？一个纵贯线，把无数无数优秀的音乐人全合在书页里面了，未来的年轻人，会不会只知道这么几个人，几首歌，或者连这些人事也一概不知？台湾流行音乐史，不应该只有纵贯线，它还应该有一条横贯线，在这条线上，有苏芮，有齐豫，有陈升，有黄舒骏，有黄韵玲，有周治平，有潘越云，有黄莺莺，有张清芳，有赵传，有江蕙，有蔡琴，有许许多多闪亮过的名字。这些人，这些歌，令我们可以有另一种视角去参与世界，让我们不必非要执着于精确的吨、公里、牛顿、当量，也能欣赏日升月落；让我们在想一件事的时候，不旦会想对不对，还会想美不美；让我们面对世事，多出一些犹疑悲观的情绪，可以心生畏惧，把人定胜天的豪言收回嘴里；让我们的回忆，不是空空荡荡的，那些青春岁月，可以凭籍着一小段旋律在灵魂中复活。感谢他们，令我们变得文艺。

毕业后，我住到了北京东郊一个叫杨庄的地方，我的一个同事，住在西郊，也叫杨庄。“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可是中间隔着千里迢迢，没人走得穿。

西边的这个杨庄，我从来没有去过，东边这个，我又不知道如何描述。尽管离天安门也不过三十分钟的车程，到CBD更是用不了十几分钟，可是那一路的风景，尽是灰矮的一层砖房，破旧，砖上从来没有上过色，也就没有斑驳的权力，再就是被零落的高楼略微挡住的无尽旷原。有一次，在车上，看到CBD背后的石桥，一个老头坐在那里，拥着一堆旧鞋卖，车上人都爆笑起来，谁会买他的旧鞋？

北京的环境，自CBD往东迅速地破败，再就是穷人极快地累积起来。到了杨庄，已不是一个能勾起你行走欲望的地方，我的步行范围，总是从小区到菜场，从菜场到小区，不到五百米的路，再远，就坐上四毛一趟的公交飞地般地来往，例如去家乐福，去健身房。杨庄的菜场，是我两脚的终点，不大，倚着轻轨，轰鸣声和讨价还价声连作一块，菜都极平常，肉店两家，卖鱼的一个摊，再就是黄瓜大葱，一律用厚布盖着，上面放一棵，以示品种。卖家都欺生，不容易讨价还价，无生意时就独自闲坐，不发一言，所以买菜的流程总是越来越快，一荤一素，花不了十几分钟。我的行程最远到那，再往前，那要跨过轻轨下的黑黑小桥洞，往里望望，仿佛已无生迹。

小区到菜场这一段，穷人扎堆，因为均贫富，反显繁华。小区的门口，停了无数的黑车，还有小三轮，五六块一次，有的是纯人力的，有一次遇到纯人力加老头，还没上桥就听到不停的喘息声，赶快跳下来把钱付掉逃走。出门左侧，一个东北的哥们自己搭了个简易棚卖砂锅，棚子上贴着菜单，几种砂锅，还有家里的爱犬，连铁笼子带狗一并出售，半价处理。老板是生活顶困难的那种，廉租房都租不起，人极豪爽，连肘子带砂锅让你打包回家，于是砂锅越来越少，不久就要添置新的，一棚子里坐着的全是穷人，一个孤寡老太太，老板常接济她，尽里日数落家里的媳妇，满身怨气，但就这穷人扎堆的地方，反倒有杨庄少见的生气，常常有春晚上看不到的质朴小品，粗野笑话。但小棚子终规是违章搭建的，过年前就忽然消失了，令人平生想念，没曾想过完年又悄悄搭起来了，还在棚上悬出块金字黑底的招牌来，挂了两个红灯笼，夜里瞅见，极温暖的感觉;棚子的对头，一老头卖肘子的，每天自己用高压锅炖满满一锅，放在板凳上叫卖，一天的收入到不了几十块。往外走，尽是小食店，兰州拉面、东北乱炖、驴肉火烧、京东肉饼，廉价，可是不安全，吃过几次馊的牛肉，再也不敢造次。再往前，是对着的两家超市，一家叫福客隆，一家叫福满多，高音喇叭，触目惊心的降价通知，里面几乎一模一样。还有好多小店，卖性用品的，干洗的，报摊，开锁的，全是小本买卖，蛋糕店门口，总有小孩趴着看，满脸欲望，还有一只大狗，吃面粉掺的肉长大的，虚胖颓废。有几家装修现代略显高华的，极萧条，极萧条。

我在这个环境里呆了半年，人物、场景、对白，总是那么几下，开始厌倦，于是宅起来，终日不出门，出门就坐四毛，或者五块，我的脚，全卖给了健身房，五公里五公里地跑，仿佛眼前就是光辉的城市，又仿佛跑得快些，就能握到无尽的未来。有一天，当我跑完，仗着未消散完的精力，去那个新开的“通州最大超市”采购一番，又仗着精力，决定从超市旁边的小路穿回去，我于是来到一个从未来过的现代化菜场，游进去，海洋一般的叫卖声轰地涌出来，无边无际，菜肉鱼蛋，尽是潮骚气，人影幢幢，仿佛皆身带喜气，老板砍肉的身姿，仿佛也孔武有力地多。出来往前，是轻轨的轨道，下面一个黑暗的小桥洞，冷风从那头吹过来，洞的那一边，当然就是我常去的那个菜场，曾经步行的终点。

原来轻轨的两侧，有两个世界，一个是菜场，另一个还是菜场。

大部分的时候，奥斯卡的颁奖礼都比结果更精彩，精妙的脱口秀，多才的明星和庄严的时刻交织在一起，谁说中国是全世界最强的晚会国家？单看去年一组缅怀逝者的幻灯，流水般滑过的遗像，最后出人意料地定格在新逝的希斯莱杰身上，断背山的剧照，牛仔老练地倚在墙边，双脚交叉，大帽檐下闪出温暖的半笑非笑来，正是全世界的影迷都识得的招牌动作。大脑如被闪电击中般暂时空白，如久违的明星，突然闯进一部不该他参演的电影当中。

可是颁奖礼的精彩程度，又似乎和电影工业的繁华与否毫无干系。如今年提名的几部最佳影片，水准平均，唯独没有《老无所依》般的点晴之作，《百万富翁》和《返老还童》，都属于同一个类型，一听就是该得奖的好故事，可是亲眼看了却也不过如此，一如当年的《美丽人生》。这两部电影，看的时候都非常难受，人物和对白都随着故事的流程走，全成了大纲的附庸，再配上好莱坞流程化的情节、光影、配乐，如果你知道了更概，那剩下的就是定点下车，张望一下著名景观，像参加赶鸭子的团队旅游。我尤其失望的是《百万富翁》，看开头的时候感受到了“知识的心酸”，可是接下去完全流水线化了，这个题材，可以成为一部电影，也可以像LOST一样，拍成永远绕不完的美剧呢。

好莱坞永远鼓励商业片，可是在纯粹的商业片和文艺的商业片之间，奥斯卡倾向后者，这种倾向让商业片有了灵秀的味道，可是有时候也不免要它绕着弯儿说故事，要在商业的同时，励志、关怀弱势群体、关注贫穷，总而言之，消费社会的阴暗面。可是，那种松软的叙事，并不能真正让阴暗面从消费品的外衣里跳出来，幻变成一支利剑，刺入人的躯体，我们看了一个贫穷的故事，掩面而泣，然后会不由自主地期待下一个，真诚而虚伪。就是这种倾向，让编剧们可以偷个懒，借酒吧里抽烟的空儿，构思一个框架出来，然后丢到专业的工坊里加工，自己再点一支烟，给另一家公司想新的一个，于是每家公司都有了冲奥大片。奥斯卡的这种取向，当然曾经为我们奉献了《阿甘正传》、《时时刻刻》、《美国丽人》一般的灵秀作品，却也免不了暂留下几年的空白，催逼我们为几部不那么优秀的影片起立鼓掌。真正让人害怕的，是奥斯卡正越来越成为一张闪亮的标签，良莠混杂的得奖名单，让人懒以鉴别，于是，俗人们只能越来越习于跟随好莱坞的口味，把所有的作品照单全收，奉到艺术的神殿里。那些来自心灵的原罪，那唯一可能照亮世界的光，会不会有一天沦为单为迎接鉴赏的黑暗器皿呢？

电视是网络的山寨，只要打开电视机，就会闻到县城集市里大鸣大放的喇叭声，闻到台球室、彩票房，全部五元统统五元的豪言壮语，喧闹的街头秧歌。

可是它还和更真擎的情感联系在一起，把天线左拉右摇，抖动的人脸终于成形，全家人兼展颜一笑，那些踏在足底松软松针的味道。

算起来，我应该已有十余年没有过正常的电视生活，从大学开始，电视是偶尔的大球赛，是影院里的人潮欢动，是连续两次的千禧年，是烟雾弥散的三片连映，是狂热的万人空巷。是体温暖热的钱币，大冬天里缴出去还裹一团热气。

电视当然还有别种味道，例如虚伪、空大和矫情，而网络却真切、草根，充盈热情，是电视的山寨。电视因而似乎成了弃之不惜的废物，十年来，电视仅代表着一种怀旧的情感。

可是有一天，去师兄家串门，坐在沙发上，电视响起，各种画面、声响随手指的跳动流水般滑过，拼接起来的视频流刹那间充盈整个空间，无数如斯生活并真诚地以为生活如斯的头脸重叠起来，人影幢幢，构成了另一重真实。我忽然醒悟，生于斯时，如空大矫情般的诸般情感早和真挚的情感贴肉而生，构成个人阅历感观的底层，谁要抽刀断水，谁就要向整个由家庭、亲友、邻里、同事乃至街头的路人，村口互逐的孩童们等茫茫人群构成的整个社会之基背过身去。情感之源一旦断流，所有的感情思想都必然抽去魂般，盖上抽象之覆土。倒在沙发里，眼前的画面忽然无比地真切亲切。

十年后，电视重新进入了我的生活。

我的一只抽屉里塞满了各式票据，新的、旧的、皙白的、泛黄的、分门别类的、四分五裂的、机打的，手书的、清晰的、模糊的、耐心的、焦燥的、庄严的、调笑的、根红苗正却生不逢时的、出身不正反正当青春的、挺身而出被打回原籍的，整装待发偏报国无门的，被掂念被遗忘的，名目繁多、江河四海，拥挤在一起，四目相望，呼吸相接，如没有声响的集中营。

每一条有关eink的新闻都令我兴奋，把书籍式的阅读体验平移到电子设备上，再发展向在线的阅读，这里面有宇宙洪荒飞速切向钢筋水泥的快感。将来的社会学家，或许会将eink的发明视为阅读彻底堕落的标志。是啊，传统的壁炉前的阅读的一切特征，有一天都将被电子化地模拟出来，唯独更为快速，更为碎片，更为取之不竭也更加轻盈，高雅的阅读还拿什么和这种至为新兴又至为平民的阅读错开身位呢？

又或许，那会是传统阅读的借尸还魂？我不敢这样说。我问过身边的好多朋友，他们都对eink这样的产品毫无兴趣。技术的前行带来了eink这样的应用，可是太迟了，因为技术先一步地败坏了阅读的习惯，卧室是交给能展示多媒体的屏幕的，客厅是将给电视的，移动环境下是交给音乐和游戏的，当然有人也想看书，可是已经给分流得差不多了。于是，eink的发明，就不会像千年前纸张的最终发明那般将人类生活引向一个全新的世界。有一天，必然地，eink也能交互，也能多媒体，可是这一切都只能让阅读和传统渐行渐远，有好的特征演化出来，当然也有伤感的流逝。

阅读的电子化，引来阅读本身的变质，那么人际关系的比特化呢？一个完全复制真实世界人际关系的网络，是一种目标还是手段？甚或只是从未有过的虚构？小的时候，邻里的交流至为密切，如早期的论坛，后来住进楼房，老死不相往来，如后来的博客，sns呢？我想不出这样的拟形，因为真实世界不会把社交关系维系在抢车位上，也不存在奴隶的买卖，这些奇怪的东西，只有在比特的世界里才奇异地形成了一个可交换的市场，唯有在这个世界的语境里，让自己的朋友变成奴隶，给他取个恶心的名字，让他给你做牛做马，才是无伤大雅的。在这个尚显原始的世界里，关注的交换代替了利益的交换，所以，这个世界和真实世界是完全不同的，联系人、联系关系、联系方式，都非常地特殊，这样的sns和真实世界不一样，可是超越了已往的人类社会形态，必将走出属于自身的复杂。

有这样的联想，这样的新关系会不会也像电子化的影阅读一样，让真实的关系变得轻盈琐碎没有份量。一个日日和你关系在一起，互相遥望的人，或许会和你自己养的电子宠物一样，时而令你开怀，却永远无法产生感情的重量；终日伙聚的朋友，不过是乌合之众。真实厚重的感情，会像手工精致的牛皮鞋一般，代价不菲，而且再也无法通过重复的接触而获得。需要发掘新的技巧来发展传统式的关系，也需要新的技巧来蒙骗自己。有一天，在线是一片虚无，断网是唯一的真实源泉。但是，回顾历史，难道我们不是早已身处嫁接的真实之上了吗？

1、食品存在问题，民众早就心知肚明，它是生活在中国必须忍受的成本之一，民众极希望国家能够证实它，又不愿国家对所有的食品全面地证实，既明未明，模模糊糊，是低成本地活下去的前提，渐进地查实是最佳节奏；国家的心态其实也大底如是，就这一点上，其实国家和民众是一致的。但是天不遂人愿，食品问题全面暴发，破坏了公众和国家的合谋，上帝假托孩儿的肾把谁也不愿意真正叫破的事实摆在众人面前，所有人惊惶失措，找寻新的心理掩盖物，大地一阵混乱，直待新的平衡，大家都清楚，这平衡决不可能是真正解决食品问题，所以只能是问责问责问责。坚强的胃，曲折的心。

2、食品问题的民间态度，一方面是惊恐，另一方面居然是兴奋，批评的井道现出一道强光，冬眠的人跑出来，刨根问底，大杀四方。长期的愤怒是真的，但是麻木成戏噱了；短期的愤怒是假的，升华作了斗士。

3、有钱人，作一次狂欢，跑到境外采购奶粉，九龙的药房、大包、小包、刷卡、装起就跑，顺道去迪斯尼看米奇，海洋公园的海豚长大了几许？伊健有冇新的小蜜？抢便宜的GUCCI，点V.S.O.P，醉倒在春风里。

4、舞台下的真正穷人们，叹一口气，关上电视，背过身去调奶粉，喂招弟。

24小时第四季里有一集，讲城市被电子炸弹侵袭，恐怖份子占据了某个街区，杰克小强在空荡无援的空间里，和两位素昧平生的阿拉伯兄弟一起架枪守住一座小店，抵御恐怖份子小分队的袭击，这是24小时最精彩绝伦的一幕，在21世纪，城市的某一部分临时性地成为了战场，而它的其他部份，则如常运行。当然结果是一样的，重要的是过程。

开幕式前的鸟巢附近街区，就得杰克的街区一样，空空荡荡，人们乘着计程车，擒着票，无声地穿行，所有通往鸟巢附近街道的小区都已封死，商店停运，办公大楼灯火通明，门口守着白衣人，天顶上是盘旋的直升机，四处是安检人员，默默高效地检视来往人群，不带任何音容笑貌，城市的某个核心机体，如风暴眼一般，呈现出战时的状态，不像城市其他任何一个部分的节庆气氛。

开幕式是瑰丽的，迥异于市场经济的美学，可是同样犯错，肖邦的《即兴幻想曲》时，周遭景致不断翻转，是桃花、荷花、麦子和雪地，但那些翻板不断地卡住、犯错，圆圈里弯腰游动着紧张监视的工作人员，看到哪边卡住了就马上翻过去手动翻，偏有一丛桃树，卡死在那里，历经春夏秋，大雪地里开着。

我忽然想起郭凯有一次写的，说他在奥林匹克公园里，矛盾极了，看到中国现今的景像，一方面可以衷心赞美，另一方面又可以随时有批判的情绪，“这就是中国，可是不是现在的中国”，这心态描摩得多好啊。可以有斩钉截铁的态度，像有人在奥运季节里打了鸡血般地兴奋，另有人则至始至终冷眼旁观，截然的态度是心安理得的根本。可是还是有那么矛盾的一群，夹在时代、文化、体制中间，夹在一堆相互对立的情绪里，夹在山呼海啸的人声里，为无法落纸的情绪所苦，像翻不下去的桃花，不合时宜，像战时的空城，茫然失措。

人其实很容易被边缘化，走快了一步，或者慢了一步，多花了点力气，或者少花了点力气，你忽然就发现不在队伍中了。

比如说使五笔的，掰掰指头看看是哪些人，用电脑比较早的，崇尚先苦后甜，能使小无相功，把王旁青头笺五一倒背如流的，还有追求更快更快更快再快一点的。在那时候，输入法是一种能靠着吃饭的家伙，打字快，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不需要被教知的本能目标，每天的报纸上，都有雄心勃勃的人登新的输入法广告，一时万码奔腾，是一个手指跳舞的时代。但时代变了，电脑也变了，打字打得再快，也不够你养家糊口，安居乐业，出人投地，只能退回日常工具的本来样貌，不可避免地走向人性、体验、智能，五笔的立身之锥，给抽掉了。于是，使五笔的人，像玩胶片的、听周璇的、吃麦丽素的一样，变成了古董货，给挤在一旁了。

边缘化很容易被误解成贵族化、个性化，不，不一样，一种是主动的，一种是被动的，贵族可以把边缘玩成品味，穷人就只能吞下高成本的苦果。被边缘化的东西，明明不是贵族产品，一变两变就高昂无比。例如使笔记本的，只有用IBM才能保证维护成本不高，掉个什么、坏个什么都好配，使第二位的，HP、DELL就略差，东芝、宏基之类的就等着被斩吧。又像用五笔，虽然照样手感一流，可是和那些时新的拼音输入法相比，没有扩展功能，永远只有你适应它，不会它适应你，是孤零零的岛。

我有时偷想一下，五笔也该智能ABC化了吧，可是真是渺茫，别提什么富余经济学，什么长尾理论了，好像你缺什么就会有什么东西送到你手上来似的，根本不是，在茫茫大北京，连南方的肉汤团都买不到，哪有谁来关心利基市场呢？就现在来说，满足自己的最好办法还是阉割需求，梦想有多远，割得就越痛，真的。

所以搜狐五笔出来，该弹冠而庆，因为这好像预示着五笔给拉回主流，走回网络了，在此之前，极点五笔给了一个很好的过渡，但我还是毫不犹豫地马上拆掉了，厂商如果永远只在边缘上面走，只能满足边缘人的需求，那它就只有三种结果，为少数有钱人服务，死去，要就像崔健译的那样，死去以后重头再来。

附记：这篇博客不是软文，不是广告，可是写好一读怎么这么像呢？笔力不继，不改了。

你刚在窃喜，这一种风格已经给推到极致，画布已经画满，阵形已成，别人再怎么续，也就是再抹几层墨，插几个兵卒而已，可是忽然就出来这么一种东西，和你设好的框框完全不搭界，它另外铺了一块画布出来，把你设定的标准、路径、模式，推得一干二净。随意摆个仪态，便如顺水而流，最是平淡不过，却尽是圆熟后的自由。你会忽然很惊恐，关起门来养了那么久，天天锦衣玉食惯着，只盼能让孩子忘记生母，可终究是别人家的孩子，只要有根在那儿，那孩子终究要洗得干干净净回家的。衣裳再没那许多珠玉环佩，粗粮馒头也端上来，生母一边一把搂在亮光里，细看长高了几许，哪边消瘦了，可有缺胳膊少腿，一边还要一分一厘计算将来的日子，账本划得紧密细致，可也就这才像居家过日子的样子。看那母子叙叨在一起，全是天性使然，中间不隔着热情过度的生份，你才知道，原来现代、主流、文明，都不曾因为锣鼓敲得满天响而有分钟停摆。

折腾了半天，那么多歌舞升平，原来只是自成体系的史前世界。孩子既然已经出门，那他就只会长大，不会回头了。

奥运期间，漫长的圣斗士终于跑完终程（如果不算注定变成烂尾楼的天界篇），回想起来，圣斗士教会我们以下这些事：

1.星座学的知识

2.希腊神话知识

3.使命感

4.儿童时向同学复述故事、交换书籍和玩具的能力；青年时忍受残缺美的能力；老了以后的下载能力；全时段与同好者之间的社交能力

5.预测故事剧情的能力

6.鄙视男一号的能力，漠视女一号的能力

7.赤手空拳打架，在打架前报出自己的出招意图，被打倒后的意淫能力

8.和家长/老师/玩具摊老板计价还价的能力

9.穿衣时尚学萌芽

10.和时间作长达18年的大赛跑，以及跑输后返老还童的能力

我忽然决定去三里屯看开幕式，因为有工体，有苹果店，通宵的地铁第一次让我可以无所顾忌地在这些地方呆上一段时间。

这是我第一次去三里屯。关于这个地方，我之前的映象并不好。几年前曾经出过一张专辑，叫男孩女孩还是什么的，收录过三里屯的一些酒吧音乐，有点粗糙，不喜欢，我到北京的时候，又盛传后海打败了三里屯，获得了新的酒吧中心的地位，可是后海也是那样的粗陋而没有细节，被他打败了的三里屯又能怎样呢？但是我昨天很惊讶，过往我见过的北京的商业地带，总是在潮流感上刻意地往回收一下，以求和古都氛围相契，和上海甚至国外大都市拉开一些距离，这其实是有一种傲气在里面的，但是新三里屯是完全外放的，设计师把能给的时尚感倾盘而出，连盘的时尚商业中心配上不怎么宽，大树参天的马路、再加上穿梭其间的小径、错落的酒吧，还有一拨拨连绵涌来的中外时尚达人，新的三里屯毫无疑问是现在北京最潮的地方。

这个地方如此地有设计感，以至于我对那个苹果店有小小的失望。无非就是商品的罗列，苹果的产品线并不丰富，因此不断地重复一些早已暴光无数次的产品，没有太大的惊喜。在我的想象中，苹果店应该主打一些罕见的周边产品，比如说Wadia的ipod转盘，但是没有，空间的不断重复让我觉得有点无聊，不如上海的BESTBUY。

我在苹果店的门外意外地找到了一块大屏幕，阿迪搞的小广场，广场里站满了人，派对的感觉，这比工体那边好了很多，我后来路过工体，在场馆外沿顶高顶高的地方树了一块不怎么大的屏幕，虽然屏幕在转播，可是大门紧闭，所有的人都静静地从大门到马路的小小空间里看，没有什么欢呼叫嚷，过于安静，国有和私营，总是有不同的着眼点。就靠在正对大屏幕的阿迪店的橱窗前，旁边挤满了异国语言，我的旁边，是一位专程从芝加哥赶来看奥运的黑人老太太，带着儿子，带着姐姐，手里没有门票，但是兴奋不已。老太太看到胡哥出来，激动地鼓掌，我说你知道他是谁吗，她说别人鼓掌她就鼓掌，管他是谁呢。开幕式开始不久，老太太很快就进入了状态，钻到前面人群中去了。在我前面的另一边，一大群老外占了一小块地盘，坐着，躺着，喝着啤酒，自己闹着，并不太在意大屏幕上放着什么，只是时不时地从自己的小情绪里抽离出来，用中文嚷几句，“一、二、三，中国加油。”中国人呢？屏幕上的任何一个变化，任何一个创意，都换来猛烈的鼓掌、惊叫、拍照、拥抱、接吻。

在这种氛围下，我也很快地亢奋起来，坐在电视机前，远在外地的朋友可能不太会有这样的感觉，很多人可能习惯性地用批判的目光指责这场开幕式，但我想，有的时候人应该收束起自己的智力，感受一些比较纯粹的东西。我不停地给老太太说，这是计时用的，这是北京的中轴线，他们在说孔夫子的“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好几次，我非常感动。我认为整体而言，开幕式的设计非常好，张艺谋越来越擅长从中国文化中抽取一些符号化的东西，他的东西很适合展示，适合俯瞰众生，适合文化创意产业，未来的老谋子，会越来越富。但是有几个问题：

第一，他似乎不太擅长控制情绪，那么长的一段表演，不能老是让情绪在尖端上走，应该有的时候收一收、抑一抑，这个问题在张艺谋的电影里也很突出，像农村里的人家里来客人了，一下子要把所有的东西端出来，不能让客人闲着，可是老这样走，一会儿就累了，所以后半段的时候，再花样翻新，也不太能调动情绪；

第二，从世界上来看，中国是站在暗处的，所以我们能够以展示会、表彰会的形式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但是毫无疑问中国正在越来越走向世界，中国不能老是向世界展示四大发明、中国功夫，新的更有内涵的中国元素是什么？在外国人逐步了解中国之后，能不能从这些物化的形式化的元素中抽离出来，更多地表现一些软性的价值观方面的问题，中国人除了摆出热热闹闹的喜庆样来之外，能不能真正让人感到敬重，这是一个问题；

第三，摄像确实有问题，像韩寒说的，远、中、近景的搭配不能恰到好处，这个对比一下美国的一些大型的综艺节目，比如美国偶像、舞林争霸，就很清楚。这当然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张艺谋是摄影出身的，作为总导演，应该要顾及摄影的部分，或者说这是不是张艺谋或者这个中国顶尖的团队的另一个软肋？创意产业其实是很综合的产业，有一个环节掉链子，就会让人看得很难受。

看完表演，我起身离开，没有看完运动员入场，也没有看点火，我想说运动员入场中最动人的不是那些大国，而是三三两两拖拉着在异国人的海洋里前行的小国代表团，这些国家在虚应的欢迎声中傲然走完属于他们的部分，非常令人尊敬，很奇怪，那些三两成行的队伍里，总有一两个长得像中国人的。走的时候，新三里屯的专卖店们都还灯火通明，有人值守，虽然必然没有人，厕所里还有清洁员隔着山呼海啸的笑嚷声默默地打扫，今夜，这些店、这些人，是和我们在一起的。

走出三里屯，走在空空荡荡的北京街道，只有公交车仍然在行驶，一辆辆划过简单的灯线，路上只三俩行人，匆匆而行，东四十条的地下通道里，三五个志愿者哑然地守在一起，另一侧，一位值班人员坐在小凳子上，弯腰瞪视摆放在地上正在直播的收音机，整个通道尽是车行的回声，多么清闲寂寥，这就是奥运开始的第一天，一个重心飘移的多面北京。

我对索尔尼仁琴知之甚少。

在他的照片忽然出现在各大外电头版之前，我约略知道一些他的经历，下过《古拉格群岛》的电子版，但是很抱歉，在我草草在电脑上拖拉了几次之后，我就完全丧失了在我的年青岁月里读完这本书的信心，被我同样如此粗暴对待过的大家，还有他的同胞托尔斯泰，还有君特格拉斯，还有尤利西斯。死亡让我愿意重新翻回他的书。

我们大概给投没在供大于求的湖里，即便是好的作品，也不见得能和那块小小的需求之石相匹配。因此，我们只能依赖于种种类似搜索引擎的机制，例如报章推介、例如口碑、例如形形色色的销售榜、推荐书单，自动把最可能需要的作品推送到面前。这台巨大的搜索机器终日运转，一方面尽可能地知我们所需，另一方面也在日复一日地寻求削减成本之道。在常日里，这台机器总是最省事地把新出产的作品推送给我们，撇除存量，直达增量，依赖于这台机器的我们，也就常常只是瞥一眼黑沉的湖水，翻手径取上升的水面。因此，我们的视线总被新的一层浪沙所遮掩，而且一再患上健忘的毛病，因而，再沉沦的时代，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家中，总不乏当代作家的身影。

但总有一些作家，是为这台经济型搜索引擎所不待见的，大部分“经典”，没有了当代人目光的翻炒，大概也就意味着植物人一般地等待死亡，要重新植入世人的视野，让经典走出病房，唯有一死。死亡，是尚存活着的榜单之下的作家对经济型搜索引擎的抗议，是最终极的自我推荐机制。死亡不仅仅是一种搜索引擎优化，它本身就是一种搜索引擎，也是一种最纯粹的语义搜索，只有死亡能让你不费成本地了解这个人，轻而易举地在大大小小的回顾展上得到这个人的作品，与山海般涌来的评论同悲同喜。死亡不像豆瓣评论般地周而复始永远运转，这种推荐机制往而不复，一个人一辈子仅此一次，比对阿拉丁神灯许的愿还少，如殷梨亭的天地同寿般充满悲壮。

死亡的搜索引擎，每天不断地排定新的PAGERANK，无边逝者如流水一般地轮转过去。说来奇怪，我觉得很多被盖棺论定了的作家都生死不明，很多人今天给搜索引擎顶在了头页，明天就被淡忘了。好多人，看了新闻，大叫一声，原来他还活着，这样的人，连做竞价排名也帮不上忙了。

我常常沉醉于推理小说之中。这种独特的体裁，肇始于多才的爱伦坡，在这位先生名下，还有科幻小说、恐怖小说等多种文体创始人的荣称。后列的这些文体，都远不如推理小说，留下了一种令人沉醉的传统。爱伦坡的第一部推理小说，写于1841年，那个幽暗的美国，和刚刚进入历史三峡的苦痛轮转的中国并立于世。

爱伦坡的伟大，是把智力变成一种文学模式，推理小说因而从一开始就为文学遗下了两个传统，智力的传统和模式的传统，后来人依照对文学的不同理解，单独地把这两种传统发扬光大，所以我们既有狄更斯、博尔赫斯、帕慕克，也有柯南道尔、松本清张，这两种传统有时背向而行，血脉模糊，但只要你把视线放回到爱伦坡身上，你就能依稀理出一些脉络来。

最典型的推理小说，有这样的情节，在一个小镇（庄园）里，一群各怀私心的人士（宾客），在这其中，有最坏的一位，与所有的其他人，除了侦探（有时甚至还包括侦探），有不解的恩怨，他是众矢之地，必将在一场聚会的高潮之中骤然死去，于是所有人都陷入被嫌疑的局势之中，一切都有待抽丝破茧、拨乱反正。

典型的推理小说，摒弃一切凡俗的情感套路，凡是有可能引入煽情的线索，旁边一定站着面带嘲弄静立一旁的作者。所以侦探小说是一种很少代入感的文体。大凡常人读通俗小说，必要爱上一个人、恨上一个人，才不负花那么多时间啃掉一本书的代价，而推理小说很少让人爱上谁，读者读推理小说的时候，一句话都不相信，一个人都不信赖，书中无论哪个人的表现，无论多少，总会引起读者虚应故事的怀疑，这里面包括故弄玄虚的侦探。但推理小说也不容易让人恨上谁，最坏的那一个，早早死了，剩下的人，也都给架空在故事里，是徒具名字的符号，难以让人产生情感的波动。优秀的推理小说作家，索性给侦探也加上令人讨厌的性格，反正作多少努力也不会让你爱上他，不如有些棱角，让你记住他。

推理小说的结尾，要有一场群英会，侦探把所有的人聚在一起，一个一个敲击拍打，直到指出真正的凶手。这个过程一波三折，侦探先要把每个人缕一遍，让每个人气血浮动，然后忽然指出真正的凶手，告诉读者凶手的作案方法，但这并不是终结，凶手往往此时要求侦探说出动机，到最后，凶手还会要求证据，这是很奇怪的，侦探不先拿出证据来，非要凶手逼要之下才得意洋洋地拿出来，这是小说的程式，要设几个槛，在最后关头多打几个浪。

最动人的评价推理小说的段落，来自博尔赫斯，百读不厌：

我们的文学在趋向混乱，在趋向写自由体的散文。我们的文学在趋向取消人物，取消情节，一切都变得含糊不清。在我们这个混乱不堪的年代里，还有某些东西仍然默默地保持着经典著作的美德，那就是侦探小说；因为找不到一篇侦探小说是没头没脑，缺乏主要内容，没有结尾的。我要说，应当捍卫本不需要捍卫的侦探小说（它已受到了某种冷落），因为这一文学体裁正在一个杂乱无章的时代里拯救秩序。　　　　　　　　　　　　　　　——博尔赫斯《侦探小说》，1978

我常常想，我们正处在一个没有人愿意为秩序买单的时代，无论是谁，陈凯歌、张艺谋、吴宇森、徐克，倘若他们拍一部电影，仅仅只是一种类型片，倘若没有动人的情节，就会被买票的观众臭骂一通，创新正夹裹着民意让所有的人疲惫不堪，千篇一律变成了一种最终极的审判词，谁还能来拯救推理小说般的纯粹呢？

我想预约我的窗帘

在破晓之时自动合上

让我享受

夜晚的凉风

不必恐惧

启明的酷热

但倘若那只是一件俗物

要用自己的双手

挽起沉重的边缘

沿着被钢丝限定的轨迹

拖动铁环

要打一个死结

阻断连通的喉管

那窗帘将取代

温度/蚊虫/铁轨/班车/饥饿

成为夺走睡眠的第一个敌人

　　我的身边，到处是提前老去的人群，一个个，一群群，熟练地做着不该熟练的事情，把生命凝固在远远的未来。他们提前老去，是因为我们的社会认为，提前老去是一种品质。譬如说，我们有司马光砸缸的故事，有赖宁救火的情节，我们还崇尚石佛一般的李昌镐，艳羡鲜衣怒马的少年盖茨，反过来，若是让年岁走在前面，则往往令人耻笑，金庸的笔下，有一位老顽童，为老不尊，尽做些乱七八糟的事，还有一位归钟，仿若心智不全，这种人，大家保留地喜欢，没人愿意效法。

　　有这样的价值取向，提前老去很快地由一种品质进化为一种道德、一种修养、一种境界，因而越显崇高。提前老去的人们赶在时间前面聚揽资源，团结起来，用道德和金钱的武器追杀零落的后来者，正大光明地压迫另一个群体，直到改造他们，或者杀死他们，当然，这都是“为了他们的好”。所以电视上出来的小孩，永远矫柔做作，当他们长大，这条成长的尾巴掩盖起来，反进化成社会的栋梁，倒过来践踏正常生长的人，于是落后的人也只好发一声喊，朝前奔去。

　　　这样的社会，无所谓好坏，但只见悲凉。

1.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集体主义期待天灾、战争，以及一切和生存、竞争、民族有关的时刻，只有在这些时刻，集体对个人的压抑才是有正当理由的，才能显示出超越人性的光辉，似乎人之所以成为人了，而在平时，则一无是处。但只发生过一次的事情等于没有发生过，在连绵不断的社会进程中，关键时刻是不真实的，尽管它似乎是一种渲泻的契机。天灾不是常态，人总要回到真实中，生命的本源，不是感动。

2.左派压倒右派，只是小的背景，大的背景是群体间的相互敌视。如托克维尔所说，人们彼此相似，却又彼此分隔。在此大背景下，生存的唯一方法是放弃立场。余秋雨，认对了小背景，以为此时站出来是打落水狗，但是认错了大背景。所以不论左派右派，到最后只有犬儒才能活下去，所以王小峰一定红过朱学勤，牛博比一百本名著的人气还高。人民喜闻乐见的艺术家思想家，是会说俏皮话，没有立场的知识份子，郭德纲式的好同志，当然，或许还有更激进的。

3.中国人有力量抵制家乐福并不奇怪，奇怪的是能够抵制Dior，说话的人表达的是一种在别处的力量。抵制Dior，相当于用本国的贫富差距来要胁世界，此背后的逻辑。在此逻辑下，一切国际商业皆无处可逃，政治正确是中国向商业世界输出的价值观。

4.激情是一张王牌，如梁羽生笔下的大反派，危急关头，咬一口舌尖，于是功力大涨。

5.外国人的店把捐了多少钱做成大牌子放在门口，近乎良民证、护身符。

6.所谓底线，其实是一种武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