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前，从图书馆里借出了一本《傅雷家书》带着，傅雷的家书写得朴实干净，一句话，写得角角落落全补到，没有什么华丽的跳跃，和当代作家历经编码的句子很不一样，读多了现代派，回去读傅雷，像在城市里呆久了，回老家祖屋里盘几天一样地踏实。

做人的道理全部跳过，直接看艺术观、音乐观，看生活琐事。我不欣赏傅雷的教子观，儿子规划得过于谨严，连感情生活都预先设计好，人生早早揭开了迷底，太“必然王国”了。像傅聪比的，西方人是纵式的，上下伸开，如贝多芬勃拉姆斯，莫扎特肖邦是异类，中式的渗透，是横的，傅聪的教子，显然是纵的，雷霆万钧，叫人害怕。

喜欢看的，是两夫妇把儿子当情人般处处小心眼，隔三叉五催回信，说做父母的就只有这点要求了，求求你不要不理我们，还有生活困难的时候，俗说还羞地向儿子借钱，补缀了大段说明理由，再就是傅雷对音乐、美术的理解，可惜只有去信没有来信，想必是抄了烧了埋了，好多段落就搞不清楚来去了。还有工作的苦闷，一个敏感而紧张的人，翻译仅是无事可做的一个落脚，可是依然带来苦痛，随年事逐步累加。再有那些有光明希望的段落，总是想尽力改造自己，去应和一个新的时代。到最后一页，看两夫妻的遗书手迹，清清楚楚全是有多少东西要还的，还给谁，怎么还，整整十三条，怎么看，还是旧社会里的君子样。

再往后，属于想象，男的把床单挂起来了，再两个小时，女的取出那方土布，两个小时里，一个人孤零零对着挂着的那个，一定还有更多纸面以外的事要处理，目标已定，家务也就轻快起来，照片要重新翻一遍，地早就扫干净了，明早的菜，也已经吩咐保姆少买了，身体渐渐凉起来，感觉出奇地细敏，上海凌晨的一点小声响，都逃不过去，一生如电影般眼前划过，甜蜜多，苦闷少。

查傅雷旧事，父亲为人诬陷，抑郁而终，母亲教子冷酷无情，赴法留学成法行通信十五篇，收入《名家书信集》，尽是人生的循环。

重读傅雷家书，在“清流”被爆光以后，有安定之用。

我是一句话，只是一句话。

从来，我都是这样，从过去到未来，都只愿这样。我只有心脏，瘦弱干瘪，是个丑孩子，可是我不愿意长大，不要长出华丽的躯干，不要戴上帽子，踩上鲜亮的小鞋子。我不要像镜子一般地自我复制，充溢空间，我不要和我的远房亲戚站在一起，更不要顶着握着拎着踩着吻着从自己身上裂开的碎片。我不要看上去像一个巨物，我不要被计量，我站在这里，不是为了给人带来恐慌。我不要相互照应，讨厌隐语，我只是平铺直叙的小东西，不要变成一句反问，不要变成一段妙语，不要，不要给我戴上表情。我不要表达有力的思想，不要令人感动，不要铺陈我没有的澎湃情感，不要冷着脸说笑。我不要让人起立鼓掌，仅仅因为被放在了某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不愿被到处引用。我憎恨我的韵，我不要因为那些尾声，成为别人的游戏，我不愿被配上歌词，成为一段旋律，更不愿意沦为顺口溜、数来宝，不愿扭起来引得他们哄堂大笑。我不要出现在如下的场合：客厅、剧院、主席台、大广场。我宁愿沉默，宁愿一个人划过夜空，我只是那么孤僻的一句话，我只要做我自己，做一句话。这是这句话的心声。

下午出门，很偶然地，在公交车牌上看到了宋庄，于是坐过去。这是北京有名的一片艺术家聚居区，在北京这几年，先是在望京，傍着798，到了通州，又遇见这宋庄，很巧合。

宋庄小堡有一个千回百折的故事，这地方原来是通州的封闭农村，远望京城，诸事不便，后来一些艺术家过来居住，租工作室，自行解决了一些最基础的问题，再后来有几位用便宜的价格从农民手里买小产权房，非法，但有合同，双方也认，于是捣出一种新的房产模式来，有了先吃螃蟹的人，落魄的不落魄的艺术家，勇如豹胆在肚，拉帮结派，开山立宗，啸聚山林，再后来，村里也意识到这里面有利可图，于是开始服务起艺术家来，市政府煽风点火，钦定了个创意产业基地，宋庄画家村之名，遂越传越远，再往后，是农民违约，上法庭按法律讨回了小产权房，再后来是“农用地流转”的出台，小产权房问题未被涉及，再次转入地下，和许多被默许的非法和不被默许的合法一样，前途未知。

我最近听闻的关于宋庄的故事，来自一位同学。原来我院一知名人士，也在此间置有一处大院，闲时聚三五老友，都是海内闻名的大人物，一起纵论时事，兼议如何多拿课题，赚点闲钱，说到快处，百万经费，似易如探囊取物，偶而同村农民有事相求，不论大小，有求必应，外省人士来京上访，有来求助，也不敷衍，临行还悄悄给人篮子里塞一两百块钱，端的是谈笑有鸿儒，往来也白丁，过的是神仙般的日子。怎会有这般人物，即爱财，也爱民，清雅似居士，豪迈如匪首，那不是水浒中才有的人物吗？复杂的宋庄仿佛另有神奇。

实地进得小堡村，主要是三块东西，一是整齐的艺术家院落，大半是新盖的，里面隔成一大间一大间，门口标着艺术家的牌子，都是个人的工作室；二是本地居民住房，基本上是老砖房，但也出奇的整齐，也呈院落状，想必本来也是一个严于秩序的村落；再就是沿街的装裱室、画室、画具商店、小超市、饭馆。公共区域里大半贴着两类广告，一类是画室招租，一类是服务场所招工，可以感觉出一个迅速循环的产业链，业主把房子租出去，再给房客打工。所有的房舍都不精致，有速成的痕迹，面向外来艺术家的房产业，和本地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掺和在一起，透出一股旷达味来。村里主要四种人，工作室里的艺术家，街头的当地人，商店里的外地经营者，和少量的游客。想半天才明白，这种模式其实就是吸引外来人往这里移民，然后当地人围绕新移民搞服务业，再一层，是本地人建房租给外地人搞服务业，自己吃租，再把自己租出去，至于游客，是副业。

在村里转的时候，想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上海有那么多创意产业基地，大家感兴趣的都是过去是什么样，现在是什么样，关注点在新旧对比，而北京最有名的几个，老的圆明园画家村，后来的798，眼前的宋庄，最让人关心的是新旧之间的转变过程，那似乎总是火星四溅的。先是艺术家给赶出圆明园的悲愤，再是798物业公司和艺术家的冲突，然后是宋庄小产权房的争端，过程永远是，艺术家们低调落草，然后政府介入，最后是艺术家的离开或分流。北京的艺术家，似乎永远是不满于体制的悲愤一群，北京的政府，似乎总是找不到正确对待艺术家群落的态度，永远不愿意变通，“创意产业基地”，是“创意”、“产业”、“基地”之间的三国大战，文化中心、经济中心和政治中心老打架。

有这样的感觉，一样的事，在上海是设计问题，在北京就是体制问题，在上海是商业，到北京就是政治，在上海是法律，到北京就是革命，在上海可以是陈逸飞，到北京就得是艾末末。

三联上关于宋庄的文章：小堡村的文化产业样板

经济适用房怎么才能送到穷人手里，看似简单，成本高昂。

茅于轼的提议，是不盖经济适用房，只盖廉租房，而且没有独立卫生间，挤公共厕所。

有道理。因为有一群影子，戴着面具，面目模糊，可以随时变幻身份，上下左右到处换位。高薪养廉的时候，是中国压力最大的公务员，启动内需的时候，是需要补助的主力军，单双号的时候，是受害者，经济适用房的时候，又变成夹心层。这群影子有权力，能逐利，要在人群中把穷人们筛出来，不能靠穿得破，不能靠说得苦，只有请穷人们全体趋前一步，蹲下来，如果他们也蹲下来了，咱们就跪下来，如果他们也跪下来了，咱们就趴在地上。总之，把自己往最本份最本份的底线上拉，一直到富人没法学了，才算好。无奈，却是事实。

但这说法政治上不正确。政治家会说，有权力阶层，我们有限度地承认，穷人要本份，我们绝对不能容忍；老百姓会说，房子没厕所，谁敢嫁给我；愤青会发展新的提案，让富人不愿意抢的房子多了，干嘛就没厕所这么没趣？比如说安全期限一年限时倒塌的政府主导型危房，比如说住进去就要交身份证上网实名手机实名说话实名排泄实名的反低俗样板房，比如说单日住人，双日关狗的住宅动物园两用楼…。老茅变成茅老之后，就老说这种政治上不正确的怪话，在理，但是招人骂。

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思路，就让真正有权的人把福利占一部分，把分辨人群的成本内部消化掉，房子多盖点，先让他们安居了穷人也就能分到点什么了，这么多年，咱们老百姓日子越过越火红，可不就是靠的“利益后沾”这一招吗？去他娘的效率和公平吧，你们一说效率，咱们给赶在五环外了，你们一说公平，咱们厕所也不让有了，听说后面还有民主自由可持续发展呢？听着真让人害怕。咱们就想过点正常点的日子，不要趴在地上，说一千道一万，要让咱们穷人本份，不如先让他们富人安份了，他们侍候不好，咱们得房了也不安心，可不是这么一理呢? 咱们先让他们高兴着，来年生个胖头小子，也混到他们队伍里去，欺侮别人去，那才叫前人栽瓜后人乘凉，和谐社会啊。

罗大佑是叛逆者，他不可能是台湾流行音乐真正意义上纵贯线的源头，在那个头上，站着杨弦、胡德夫、李双泽，这些人的作品，和党禁、强人政治、孤岛心态联系在一起，罗大佑的出现，像一个时代的休止符，从罗大佑开始，台湾人的情绪，不再是“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式的，似乎和政治无关，却动不动引起喧然大波。罗大佑要直接得多，斩丁截铁，随着罗大佑站起身来，一大批知识份子退席，另一类型的知识份子拥上来，政治现象被社会现象所取代，当音乐直接地谈起政治的时代，政治似乎已经不太关心音乐了。

台湾音乐真正的纵贯线，大概应该是李双泽-罗大佑-李宗盛-周杰伦-林暐哲旗下的某位或某几位。我们现在看到的纵贯线，只能算是滚石自己的纵贯线，这很尴尬，滚石的纵贯线，像有头无尾的音箱，高频如海上日出般华丽，中频厚重沉稳，到了低频却只留羞答答的微一作响。于是滚石的音乐，就不能代表过去，也不能走向未来，他只代表一个中段，尽管这个中段曾经凝聚了我们怎样的感情。单看这支纵贯线的成立，就很说明问题，先是周华健的独唱，然后是周李二人转，再是金马奖上罗李周三人合唱，最后是春晚上的终极版，很像古典音乐中乐器的层层累加，可是细一想，是不是有很重的商业味道？所以这一支纵贯线的演出，不可能是滚石的再振旗鼓，它一定比不了张国荣的退出歌坛，比不上群星云集的马兆骏“发光如星”，也比不了李宗盛自己的“理性与情感”，它只适合怀旧。但有时候，单是怀旧就够了。

罗大佑的音乐故事，马世芳的文章写得最好，不必赘言。李宗盛是我们一代的欢宠，罗大佑和李宗盛之间，构成了一组回声关系，李宗盛是罗大佑的俗世版本，这正像顾城的回答，是文革的回声，如古龙是金庸的回声，在后者的身上，都能检到前者的肋骨。想到愤怒的罗大佑，总想起竹内好显微镜下的鲁迅，那个想开启文学的革命，却无奈地走进革命的文学的家伙，那个一边和梁实秋论战永恒的人性，一边私心里把和对方的战争当作自己说服自己的一种方式。罗大佑也是医生出身，可是没有鲁迅的自察力，也就不会产生鲁迅般的痛苦，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李宗盛对罗大佑的消解，是一项俗世强加的外科手术。

李宗盛的长处，是词曲的咬合，那是精雕细琢的产品，听李宗盛演唱会上回收的几首名曲，发现都是呼吸相接的，一起一伏，全有脉络，那些原唱者，倒不能表演出这种种妙处来。说到词的质朴干净，深入人心，李宗盛要强于罗大佑，罗大佑的笔下，常有不知所云的歌词，韵是对的，语法是不通的。李宗盛作品不多，大半爆得大名，可是深切而不深刻，终于上不了殿堂，流行音乐传到李宗盛的手里，知识份子彻底退场，主力阵地也逐渐从社会学文章转移到娱乐版，这应该是李宗盛最痛心的事。想象一下，倘使李宗盛只是一个独立的音乐人，主力发展生命中的精灵、阿宗三件事那样的作品，他会不会成为一个比陈升更陈升，一个走向Bob Dylan的歌者呢？没有人知道。

关于纵贯线的一个担心，是这样的一支巨无霸式的乐队，会不会像一本合上的书，一种既定的标签？一个纵贯线，把无数无数优秀的音乐人全合在书页里面了，未来的年轻人，会不会只知道这么几个人，几首歌，或者连这些人事也一概不知？台湾流行音乐史，不应该只有纵贯线，它还应该有一条横贯线，在这条线上，有苏芮，有齐豫，有陈升，有黄舒骏，有黄韵玲，有周治平，有潘越云，有黄莺莺，有张清芳，有赵传，有江蕙，有蔡琴，有许许多多闪亮过的名字。这些人，这些歌，令我们可以有另一种视角去参与世界，让我们不必非要执着于精确的吨、公里、牛顿、当量，也能欣赏日升月落；让我们在想一件事的时候，不旦会想对不对，还会想美不美；让我们面对世事，多出一些犹疑悲观的情绪，可以心生畏惧，把人定胜天的豪言收回嘴里；让我们的回忆，不是空空荡荡的，那些青春岁月，可以凭籍着一小段旋律在灵魂中复活。感谢他们，令我们变得文艺。